张志铭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 教授


内容提要: 司法以公正或正义为依归。在人类社会生活秩序的形成过程中,公正至关重要,含义却极为复杂。从平等对待的角度看,有时公正要求在不考虑人的某些差别的意义上讲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有时则要求在考虑人的某些差别的意义上讲同样情况同样对待、不同情况不同对待。亚里士多德称前一类情形为“校正正义”,后一类情形为“分配正义”。司法所追求的公正大致属于“校正正义”。“同案同判”、“不同案不同判”则是对公正裁判的一般要求,也是建立案例指导制度的直接目的所在。


什么是“同案”,“同判”的含义又是什么,目前业界在理解上存在着明显分歧。
业界时下流行的看法是,在案例指导制度中,“同案”是将一个待决案件的案件事实与一个先决案件或案例的案件事实做对比的结果。由于世界上不存在绝对相同的两个事物,司法裁判中也不存在案件事实绝对相同的两个案件。因此,“同案”的确切表述应当是“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而非“同样案件”或“相同案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似乎就采用了流行的看法,其行文是:“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
与上述流行看法不同,我们的观点是,“同案同判”中的“同案”还是表述为“同样案件”比较好,理由主要可以从表述形式和表述内容两个方面来分析。
同类案件与同样案件的差异
从表述形式看,“同样案件”与“同类案件”尽管只有一字之差,但给人的感觉却相去甚远。在两个事物之间做异同比较时,如果说它们“同样”或“相同”,那么尽管不是意指绝对的“同一”,重心却在同不在异,而如果说它们“同类”或“类似”,则说的是“同”,意指实为“异”。从定性和定量的角度来分析,“同样”或“相同”似乎既有性质上的肯定,也有数量上的肯定,而“同类”或“类似”则属于性质上的肯定,量化分析上的否定。因此,说“同类案件同样判决”,就如同说两个不完全相同的案件要采取完全相同判决,这在逻辑上似乎讲不太通,而说“同样案件同样判决”则因果关联分明。
从表述内容分析,一个待决案件与一个指导性案例是不是属于“同案”,需要有两个步骤的分析,即案件性质上的定性分析和案件情节上的定量分析。
案件性质上的定性分析,是看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这里最容易陷入的误区是,眼睛紧盯着案件事实做文章,误以为要解决的是什么单纯的“事实问题”,而非“法律问题”。
实际上,司法裁判是将案件事实“归入”具体法律调整范围,或者说是以具体法律规定“涵摄”案件事实的活动,因此,在认识上要明确,案件事实并不是与法律适用毫无关联的纯粹的“事实问题”,而必然是与法律适用直接或间接相关的“事实问题”。应该立足于案件事实与具体法律条文的联系,以案件事实的法律特性为线索,来确定两个案件的事实在整体上是不是涉及相同的法律问题,是不是属于同样法律性质的案件。
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
对于案件事实的法律性质的比较分析,弄清楚案件事实所涉及的法律关系的性质和种类会有很大帮助。也有论者强调案件当事人“诉讼争点”的提示和指引作用,这是正确的,只是在此同时需要细加辨识:任何诉讼案件皆有其涉及的法律问题,但并不一定在案件相关的事实和法律上有争议,许多诉讼属于当事人借助司法的权威强化和实现自己的主张的情况；也有许多争议只是局部、枝节意义上的,与案件事实整体涉及的法律问题的认定无关。
另外,不同案件事实所涉法律问题在性质类别上的“相同”,可以有上位和下位、大类和小类上的层级区别。例如,最高法院公布的第一个指导性案例,其案件事实整体涉及的法律问题可以定位于房屋买卖居间合同实践中的“跳单”行为是否违约的问题,也可以定位于买卖居间合同、甚至更高层级的居间合同实践中的“跳单”行为是否违约的问题。具体认定为哪个层级类别,无法一概而论,需要留待裁判者的自由裁量；同时大致可以认为,抽象意义上的层级类别越小,具体意义上的可比性或趋同性越大。
在定性分析确定待决案件的事实与指导性案例的事实在整体性质上是否涉及相同法律问题之后,还需要在案件情节的比较上做定量分析,看两个案件在具体情节上是否可以视为“相同”或“同样”。 具体的操作方式是:第一,以择定的指导性案例为基点,与待决案件在具体案情上进行比较,列出事实情节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第二,结合具体的场合,针对所涉及的法律问题,比较确定相同点和不同点的相对重要性,并做出“相同案件”还是“不同案件”的判断:如果认为相同点对于认定和处理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更重要,则无视或舍弃不同点,视为“同样案件”；如果认为不同点对于认定和处理案件涉及的法律问题更重要,则无视或舍弃相同点,视为“不同案件”。
“同判”的法理释义
“同案同判”不仅涉及对“同案”的理解,而且还必需联系“同判”来理解“同案”。那么,什么又是“同判”的含义呢?
所谓“同判”,是指“同样的判决”,具体到指导性案例的意义或价值来说就是:如果一个待决案件的案件事实与一个指导性案例的案件事实被认为是相同或同样,那么就应该采取与指导性案例相同的判决。这里,相同判决意指相同的法律处置,包括相同的法律认定以及相应的肯定或否定的法律后果；至于法律后果在数量上是否一般无二,则不可强求一律,因而不属于相同判决所要求的内容。基于这样的分析来看问题,那么业界一些人所提出的与“同类案件”或“类似案件”相对应,将“同判”称为“同类判决”或“类似判决”的主张,则不可能是恰当的了。
当然,按照以上所做的辨析,也可以将“类似案件”和“同样案件”作为一组概念,去刻画指导性案例的作用在司法裁判中的实现过程。《关于案例指导工作的规定》第七条关于“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判类似案例时应当参照”的文字内容,可以理解为是对法院审理案件时的要求,这时与“应当参照”匹配的是“类似案件”:如果案件不类似,应当参照也无从谈起。
在此基础上,再补充写上审理后的要求,整个条文可以修改为:“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指导性案例,各级人民法院审理类似案件时应当参照。如果审理后认定案件事实相同,应该作出与指导性案例相同的判决。”这里将原条文中的“审判”改为“审理”,“类似案例”改为“类似案件”,则是出于规范性文件讲究用语准确的考虑。由于对指导性案例所要求的“同案同判”在不同裁判阶段的要求的差异缺乏区分,业界对“应当参照”的含义解释,目前存在着某种明显的混乱。

关于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撤率低的统计分析

李保秀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私家车的数量不断增加，城市交通设施建设的相对落后与大幅增长的车辆之间矛盾日益突出，道路交通事故案件逐年增多，进入法院的该类案件也逐年增加。《道路交通安全法》颁布后，使道路交通事故案件呈现出诉讼标的大、诉讼参与人复杂、举证困难等一系列特点，调解难度比较大，相对调解撤诉率较低。
　　一、2006年以来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基本情况
　　（一）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总体上升。根据有关统计数据显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今年1—9月份共审结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27件。
　　（二）调撤率基本维持在50％左右。近年来，我院不断加大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案件的调解力度，案件的调解撤诉率逐年提高，但此类案件的调撤率仍一直维持在48％—52％之间，上升效果不明显。
　　（三）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调解难度增大。近年来，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案件不断增加，2009年1—10月，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案件38牛，占总数的81％。当事人为三人以上的案件调撤率比该类案件的平均调撤率低。
　　（四）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理由。当事人不同意调解的理由主要为：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服而不能达成调解；对误工费、护理费、后续治疗费存在争议未能调解；因赔偿责任比例达不成一致而未能调解。一般情况下，当事人对医疗费、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车辆修理费等争议较少。
　　二、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解难度大的成因分析
　　（一）诉讼请求金额一般较高。因为道路交通事故案件的特殊性，当事人在身体和财产上的损失都比较大，同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提高了损害赔偿的标准，使得当事人要求的赔偿数额大幅度增加，而当事人的赔偿能力从总体上讲并没有太大的变化，特别是一些保险不全的车辆和贷款买车运营的情况，当事人赔偿能力有限，甚至根本没有赔偿能力，加大了法院调解工作难度。同时在人身损害赔偿过程中，由于当事人因事故造成的身体或生命的重大损失，使得当事人在情绪上比较激动，对肇事者一般不愿让步，也为调解增添了一定的障碍。
　　（二）当事人身份复杂，意见较难统一。由于相关部门对车辆挂靠、租赁、使用、出借等方面的管理不规范，交通事故发生后，责任主体往往牵涉到登记车主、实际车主、借用人或承租人、雇佣人、挂靠人等多方人员，加之，目前社会上存在机动车交易不过户的现象，保险公司作为第三者责任商业险和第三者责任强制险的承保人亦直接作为共同被告或者以第三人身份参加诉讼，发生死亡事故的案件，通常配偶、父母、子女等人员均作为原告方出现。各种法律关系错综复杂，各责任人相关法律知识欠缺，对自身责任认知不足，相互推诿，经常出现部分被告同意调解，但是其他的被告不同意；有时被告同意调解，但是对于责任分担又达不成协议，最后无法调解成功。
　　（三）证据认定较困难。由于交通事故案件的特殊性，证据往往涉及多个方面，而且认定困难。有时交管部门处理事故过程中，由于对损害赔偿方面的的法律法规不甚了解，其对当事人的答复容易产生不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观点，造成了当事人的疑虑以及对于法院的不信任，为调解增加了困难。同时，在误工费方面，由于单位或个体经营者出据的工资凭证不规范或数额不符合常理，往往得不到对方当事人的认可，为调解设置障碍。
　　（四）送达较难。由于近年肥城经济社会高速发展，商品贸易、输运行业十分发达，每年又有大量的游客，涉及的肇事车辆及交通事故案件的当事人遍布全国各地。同时由于事故发生，又存在部分当事人躲避情况的发生，这样给实际送达造成很大困难，法院在缺席审理的情况，无法调解，这也是造成此类案件调解率低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有时即使最终能够成功送达，留给调解的时间也比较少，很难达到良好的调解效果。
　　（五）交通部门的工作缺失。在审判实践中，有些事故责任认定明显不当。另外有时沟通部门以简易程序处理的案件，当事人对责任认定争议也很大，但事故认定书仅简单的记明了事故的时间、地点、当事人和责任，没有现场勘查笔录、询问笔录、现场照片等，造成法院无从了解交通事故事实。在实践中也存在因各种原因交通管理部门无法作出责任认定的情况，各方当事人都极力辩解自己没有责任，给法院调解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六）当事人缺乏相关法律知识。由于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专业性较强，《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误工费、护理费、残疾辅助器具费等如何计算，残疾级别有何作用等等，都是专业性较强的的条文，一般当事人很难准确理解。另外关于赔偿一般采取受诉法院地的标准计算以及机动车的责任承担等问题都与一般人常识性的理解有一定的差别，造成了当事人对于赔偿理念产生了一些不符合实际的情况，造成了调解的问题。
　　三、加强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调解的几点建议
　　针对此类案件的特点和实践调解过程中的经验，对调解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案件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一）针对当事人人数众多的情况，适当选择理智的当事人或代理人乃至家属现进行调解，然后由他们再劝说当事人。
　　（二）在调解实践中，由于部分车辆在当年缴纳交强险，使得在一定程度上给调解提供了一定的基础。所以要充分的利用保险公司的参与，尽量协调在保险公司赔偿的基础上达成调解协议。
　　（三）对于死亡赔偿金、残疾赔偿金、丧葬费、住院伙食补助费、承包金损失等项目的计算标准和期限等问题，法官在调解过程中应当充分行使释明权。向被告释明主动履行和强制执行的区别，同时积极作原告工作，使其尽快接受调解，得到赔偿。
　　（四）利用人民调解的力量及社会上其它机关、团体或者是村委会、有威望的长者参与调解，将调解扩大化，提高调解的成功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