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榆林市人民政府


榆林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榆林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县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榆林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已经2011年3月14日市政府第2次常务会议研究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榆 林 市 人 民 政 府

二○一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榆林市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规范政府非税收入管理，保障缴纳义务人的合法权益，理顺政府分配关系，健全公共财政职能，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陕西省政府非税收入管理暂行办法》等有关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全市各级政府非税收入的征收管理、资金管理、票据管理及监督检查，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政府非税收入（以下简称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以外，由各级政府、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及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信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提供特定公共服务、准公共服务取得并用于满足社会公共需要或准公共需要的财政资金。包括：

（一）行政事业性收费；

（二）政府性基金；

（三）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

（四）国有资本经营收益；

（五）罚没收入；

（六）以政府名义接受的捐赠收入；

（七）其他非税收入。

前款规定收入属应纳税范围的，其依法纳税后为政府非税收入。社会保障基金、住房公积金不适用本办法。

第四条 非税收入是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的管理和监督，逐步将非税收入纳入财政预算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

第五条 非税收入项目的设定应当依法进行，任何部门、单位不得违法设定或越权审批政府非税收入项目，严禁擅自扩大征收范围和提高征收标准。

第六条 非税收入管理，应当遵循依法征收、分类管理、收缴分离、收支脱钩、综合预算的原则。

第七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非税收入的主管部门。市县（区）财政部门应当设立规范统一的非税收入管理机构，具体负责本级非税收入的票据管理、资金征收和监督工作，指导下级非税收入管理工作。

第八条　监察、审计、价格、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共同做好非税收入的收支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章 征收管理

第九条　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附加）依据法律、法规以及国家和省上公布的《行政事业性收费项目目录》和《政府性基金项目目录》规定的项目、标准和预算级次征收。

国有资源、国有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依据法律、法规和国务院、财政部及各级地方政府的规定收取；

罚没收入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及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收取；

其他非税收入依据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收取。

第十条　各级财政部门根据执收部门、单位（以下简称执收单位）编报的收支计划，编制本级非税收入收支计划草案，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后执行。

收支计划一经批准，必须严格执行。执收单位要做到应收尽收，确保完成计划。因征收政策或计收数量发生重大变化，确需调减征收计划的，须经本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审查和批准。

第十一条　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已确定执收单位的，由执收单位征收或者收取。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未确定执收单位的，由财政部门直接征收或者收取。尚不具备直接征收或者收取条件的，按照有关规定可委托具备条件的单位征收或者收取。

执收单位委托其他单位征收或者收取的，应当将委托协议报送同级财政部门备案。

委托单位应当对被委托单位的征收或者收取行为实施监督；被委托单位应当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单位的名义征收或者收取，不得再委托。

第十二条　财政部门和执收单位应当向社会公布负责收取的政府非税收入项目及其依据、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

委托其他单位征收或者收取的，委托单位应当将受委托单位和委托内容向社会公布。

第十三条　财政部门会同人民银行当地分支机构，确定商业银行作为非税收入的代收机构，并向社会公布。

未经财政部门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开设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

第十四条 执收单位应当在规定时间内向同级财政部门编报本部门、本单位非税收支年度计划草案；按照规定向缴款义务人足额征缴非税收入款项；记录、汇总、核对并向同级财政部门定期报告本单位非税收入收缴及支出情况。

第十五条 非税收入收缴实行“单位开票、银行收款、财政统管、政府统筹”的管理办法，严格执行“收缴分离、罚缴分离、票款分离”制度。　

财政部门要在推进财政信息化管理的基础上，逐步建立非税收入网络收缴信息管理平台，不断提高征收管理水平。

第十六条 对难以实行收缴分离的非税收入，经财政部门批准，执收单位可以直接收取现款，但应当在收款当日将所收款项汇总缴入指定账户。未经批准，执收单位不得当场收取非税收入现款。

第十七条 执收单位不得隐匿、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分非税收入款项。未经财政部门批准，不得将非税收入款项存入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以外的其他账户。已经按照有关规定和要求直接缴入国库或财政专户的非税收入，仍按原渠道直接缴库，不再通过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核算。

第十八条 缴纳义务人应当依法履行非税收入款项的缴纳义务，按照执收单位或者财政部门规定的数额和期限，到指定的代收机构缴入有关款项。

第十九条　政府非税收入实行按照比例划分的，按照有关各级收入比例划分的规定执行。凡涉及上下级比例划分的，属于省级以上的，按照中省规定执行；属于市级以下的，按照市政府的规定执行。未经市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财政部门批准，各部门和单位不得擅自对政府非税收入进行比例划分，也不得集中下级部门和单位的政府非税收入。

第二十条　国家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允许缓收、减收或者免收非税收入的，缴纳义务人可以向执收单位提出申请，执收单位提出审查意见，报同级财政部门审批。



第三章　资金管理

第二十一条　非税收入按照下列方式纳入财政统一管理：

（一）行政性收费、罚没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

（二）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纳入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管理；

（三）政府性基金纳入基金预算管理；

（四）事业性收费、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及其他非税收入，纳入一般预算管理或财政专户管理。

第二十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本级非税收入纳入财政统筹安排。有法定专门用途的，应当专款专用。

执收单位的工作经费，由本级政府财政部门纳入预算，统一安排。

第二十三条 政府非税收入支出根据资金性质按下列方式实行分类管理：

（一）各种具有专项用途的政府性基金，实行专款专用，结余可结转下年度使用；

（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用于执收单位基本支出和项目支出，纳入同级部门预算统筹安排，按照年初政府非税收入支出计划拨付使用；

（三）政府公共资源有偿使用等所取得的收入，除安排相应的补偿性征收成本和征收业务费外，其余由同级人民政府统筹安排使用。

第二十四条 非税收入安排的支出由财政部门核拨，实行国库集中支付。财政部门要加强对非税收入安排的资金使用情况的考核和跟踪监督工作，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第四章　票据管理

第二十五条　市级财政部门是我市非税收入票据的主管机关，具体负责非税票据的领购、保管、发放、使用、核销、检查等管理工作，县（区）级财政部门负责非税收入票据的使用监督管理工作。

第二十六条 非税收入票据实行“凭证领购、定期核销、限量供应、票款同行”制度。

第二十七条　执收单位使用非税收入票据，按照财务隶属关系向同级财政部门申领。

执收单位应当建立健全票据的领用、保管、缴销、审核等制度，确定专人负责，保证票据安全。票据遗失的，应当及时报告同级财政部门，并公告作废。

第二十八条　执收单位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应当向缴纳义务人出具省财政部门统一印制的非税收入票据；不出具的，缴纳义务人有权拒绝缴纳。

按照有关规定非税收入需要依法纳税的，应当按规定使用税务票据，并将缴纳税款后的非税收入全额缴入财政部门指定的代收银行。

第二十九条　使用非税收入票据，禁止下列行为：

（一）转让、出借票据；

（二）伪造、擅自印制和销毁票据；

（三）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规定开具票据。

第三十条 财政部门根据实际和管理需要，对非税收入票据的领购、使用、保管等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检查，被查单位应如实反映情况，提供资料，接受监督和检查，不得拒绝检查、隐瞒情况和弄虚作假。



第五章　监督检查

第三十一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建立非税收入管理绩效考评机制，将非税收入征管工作列入政务督查范围，对执收单位征收或者收取非税收入情况进行考核，并落实奖惩措施。

第三十二条　财政部门应当加强对非税收入征收、汇缴的日常监督和专项稽查，依法处理非税收入管理中的违法违纪行为，保证非税收入及时、足额上缴国库、财政专户或财政非税收入汇缴结算账户。

第三十三条　审计、价格、监察、人民银行等部门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对非税收入的收取、使用和管理情况，依法实施监督管理。

第三十四条　执收单位应当自觉接受财政和有关部门的监督检查，如实提供账证、报表、票据等有关资料，如实反映有关情况。

第三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举报非税收入征收管理中的违法违纪行为，有关部门应当查明事实，依法处理，并为举报人保密。

第三十六条 对在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举报违法问题有功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或财政部门给予表彰奖励。

第三十七条 县（区）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非税收入管理工作，定期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常务委员会报告非税收入的收支管理工作，接受审查监督。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财政或有关部门依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责令改正、追缴违法资金或者给予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违反规定设立非税收入项目或者擅自改变非税收入项目的范围、标准、对象和期限的；

（二）违反规定权限或者法定程序缓收、减收、免收非税收入的；

（三）擅自开设非税收入账户，或者隐匿、转移、截留、坐支、挪用、私分非税收入款项的；

（四）未按照规定实行非税收入收缴分离的；

（五）滞压、截留应当上缴或者下拨的非税收入资金的；

（六）违反规定将非税收入资金直接缴付上级执收单位或者拨付下级执收单位的；

（七）转让、出借非税收入票据，使用非法票据，或者不按规定开具非税收入票据的；

（八）违反规定发放、销毁非税收入票据，或者因保管不善造成非税收入票据毁损、灭失的。

前款第（一）项行为违法征收或者收取的款项，应当限期退还缴纳义务人；无法退还的，应当收缴国库。

第三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伪造或者擅自印制非税收入票据的，由财政部门依照国务院《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的规定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非税收入缴纳义务人拒不履行缴纳义务的，由执收单位或财政部门依法给予行政处罚；经处理仍不履行缴纳义务的，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四十一条　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工作人员在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移交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其刑事责任：

（一）从非税收入管理工作中获取非法利益的；

（二）包庇或者纵容违反非税收入管理行为的；

（三）违法实施行政处罚，或者以行政处罚代替纠正违法行为的；

（四）对承办的举报、投诉事项拖延、推诿或者不依法处理的；

（五）违反管理职责的其他行为。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二条　市财政局根据本办法制定实施细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从2011年4 月15日起施行，有效期从2011年4月15日起至2013年4月14日止。






现代环境法基本理念的伦理诠释

屈振辉


【摘 要】当代环境危机的加剧导致了现代环境法的产生，但现代环境法的真正形成却是基于现代环境伦理中的某些特殊理念。现代环境法发轫于现代环境伦理，其理念与现代环境伦理的理念之间具有许多相通之处。本文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关键词】现代环境法 现代环境伦理 理念 逻辑联系

理念是进行一切理论研究的起点，它最初仅是一个哲学范畴。在西方哲学史上，众多哲学家都先后从不同的角度对理念进行过不同的阐述[1]。时至近代，理念的哲学内涵被逐渐泛化成为理想、信念和价值追求的代称，这就为理念被引入各个学科的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学是兼顾法的现实（应然）和理想（实然）的现代科学，它对后者的研究集中体现在对理念的关注之上。法的理念是对法的应然规定性的理性认识，它必须借助思维的高度抽象才能得以实现，对它的探究也因而颇具哲学韵味。现代各部门法都非常重视对自身理念进行研究，其中尤以现代环境法表现的最为明显。在一般法律部门之中，法先于法的理念而出现，后者是对前者的归纳和抽象；但在现代环境法之中，法的理念[2]却先于法而形成，后者是对前者的演绎和展开。这种特殊关系使得现代环境法极为重视对自身理念的研究，这一研究也因此更具有极其浓重的哲学色彩。与众多法律部门相同，现代环境法的理念也要通过一系列的价值判断来表达；但这种价值判断却极为特殊——它在通过环境伦理的诠释之后具有许多独特之处。本文正是基于以上认识，试图通过已经比较成熟的环境伦理理论研究现代环境法的基本理念，从而揭示出二者之间内在的逻辑联系。
一、环境秩序
秩序是人类价值理念中的古老范畴，古今中外众多学者都对其进行过论述。尽管它们的具体表述各不相同，但都普遍认为秩序即意味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连续性和确定性。秩序是人类进行一切活动的必要前提，人们必须生活在各种各样的秩序之中。秩序依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区分为很多种类，但本文着重研究的是其中两对分类，即社会秩序与自然秩序、道德秩序与法律秩序。人类对前一种分类的认识同样久远，但相对自然秩序而言，人类更为重视社会秩序。人类社会的历史表明，凡是建立了政治或社会组织的地方都建立了社会生活的有序模式，而道德和法律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有效机制亦得以普遍确立，是为后一种分类。法律旨在创设一种符合伦理正义的社会秩序，以促进人类价值的实现；而伦理道德则是社会秩序的基础，合乎法律秩序的前提必须在伦理道德中探寻。但无论是道德秩序还是法律秩序，在现代以前都被仅限在社会秩序领域而并未深入到自然秩序领域。当人类社会进入现代阶段，生态环境的严重恶化迫使人类不得不重视自然秩序问题，而这种重视首先就是从道德秩序开始的。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促使了人类环境保护意识的产生，人们以这一意识为基础建构起来的社会规范就是环境伦理。对人类而言，井然有序的生态环境是一种普遍的价值追求，而环境伦理正是这种价值追求的直接产物，它一经产生便内含了秩序的理念。环境伦理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深刻思考，环境秩序的产生离不开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撑。人类是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一员，他们的各种活动都必须遵循生态规律并受其支配。自然环境拥有不依赖人于而独立存在的内在价值，人们在充分享受利用自然环境的权利的同时，也应当责无旁贷地担负起保护自然环境的重任[3]。在这种权利与义务之间难免会存在着矛盾，而这也正是导致各种环境危机产生的根源，它是无法通过传统的社会秩序加以解决的。这就意味着必须建立起一种能将自然和社会很好结合并能凌驾于其上的秩序，专门用以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这就是环境秩序。环境秩序所指的并非仅是一种自然秩序，而是包括自然秩序与社会秩序在内的一种复合秩序。这种秩序具有人与其他物种以及人与整个生态环境和谐、有序的两重含义，其实质要求是要保持人与自然之间合乎规律的正常状态。任何物种出于其生存和发展本能都能自发地维护本物种的内部秩序，但人类却能在其意识指导下发挥主观能动性进行创造和选择，通过维护社会秩序来维持整个自然环境的秩序，而这同样需要运用道德和法律等社会控制手段，环境道德秩序和环境法律秩序也因此形成。在环境秩序的维护过程中，环境道德秩序是环境法律秩序的产生渊源，它以“应然”的价值指令把社会生活引向理想层次，使人们在立法时总是将关爱自然的价值取向和道德追求蕴于法律之中[4]，从而构成了环境法律秩序的基础。现代环境法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秩序理念，它最初源自于以环境伦理为构造基础的环境道德秩序；而它的确立又为环境道德秩序的确立提供坚强的后盾，从而成为了环境秩序的有效实现形式。
二、环境正义
在人类社会中，正义与偏私是对孪生兄弟，二者相伴相生、形影不离。正义与偏私的共存具有长期性，只要现实中还存在着后者，人们就不会放弃对前者的追求。人们无时不在追寻着正义，但却始终未弄清其确切含义，以至于有人认为“正义有一张普洛透斯似的脸，可随心所欲地呈现出极不相同的模样”[5]。正义在现代社会的各个领域都有所显现，最主要的是体现在法律之中。但我们不能就此认为在现代社会中只有法律正义。正义无论就其本义还是就其沿革而言都不仅限于法律领域之内，在法律正义之外还普遍存在着道德正义。道德正义是一种个人美德或是对人类的需要的一种合理、公平的满足，而法律正义是一种通过创制和执行法律来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及其行为而形成的理想关系[6]。道德正义先于、大于和高于法律正义。为保障正义的切实实现，道德正义必然要向法律正义转化，而环境正义的发展正遵循了这一轨迹。人们对环境正义问题的关注，最先是由环境因素引发的社会不公正，特别是由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在环境保护中的权利与义务不对等所引发的[7]。而这正应验了罗尔斯的理论,“正义的主要问题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更准确地说，是社会主要制度分配基本权利和义务”[8]。但我们对环境正义的理解却不能仅限于此。环境正义的出现虽然对环境伦理提出了挑战，但环境伦理对环境正义的影响也不可否认。环境伦理将正义的范畴从代内之间拓展到代际之间并进而被引入人与自然之间，主要强调了环境权利与义务在后两者之中的合理分配问题。自然资源是为人类所共享但又不独享的财富，它必然要在代内、代际与种际之间进行分配，而环境正义正是对这三种分配的方式与结果是否公正、合理的判断。环境正义的实质是有关分配的正义，其核心在于要求实现自然资源在当代人之间、异代人之间和不同物种之间分配的公正和合理，因而它在构成上包括了代内正义、代际正义与种际正义等三个层面。代内正义要求代内的所有人在利用自然资源和享受良好环境时，都应毫无差别的平等享有权利并合理承担义务。代际正义的实质是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分配问题，即自然资源利益上的代际共享[9]。种际正义则将人类视为自然界的一员，要求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自然成员，在享有生态利益与承担生态责任上都应当平等；尤其是强调人类与自然界进行利害交换时，必须遵循生态规律，与其他物种共享资源，并受到自然公平的约束[10]。环境伦理的产生先于现代环境法，环境正义在后者产生之前就已以道德正义的形式存在了，它为后来以法律正义形式出现的环境正义奠定了基础。“理性的立法者们总是依据道德正义来制定法律，道德正义成为他们的法律原则的起点和支点”[11]。在国家的立法活动过程中，环境正义的伦理主张为国家法律的规定所确认，从而完成了从伦理理念到法律理念的转变，现代环境法的环境正义理念得以正式形成。
三、环境安全[12]
安全的本意是指主体对预期利益或既得利益能够持续、稳定存在或当然实现的心理期望。它虽然是为法所普遍追求的重要价值理念，但其具体表述却因法律部门的不同而有所差异。如它在公法中主要是指国家统治、管理的稳定有序，在私法中主要是指市民人身、财产的不受侵犯。人类社会自进入近代以来，生产力的高速发展使人类对自然环境的影响和干预能力显著增强且极度膨胀，以至足以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威胁从而成为巨大的潜在危险，环境安全的理念正是以此为背景而得以显现的。环境安全主要是指保持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处于良好或不受不可恢复的破坏的状态，保障一切自然事物不受突发性外力破坏而处于相对稳定的状态，以防止因环境质量状况恶化、自然资源日趋枯竭而导致的发展能力削弱和社会秩序紊乱[13]。传统部门法也注重安全问题，但其关注对象始终较为狭窄，仅限于个人、社会等领域，至多不过扩展到国家领域；而现代环境法却其将关注的对象扩大到人类甚至整个生态环境领域，从而超越了以往任何法律安全理念的范围。这种超越表面看似是法律自身发展的产物，但究其本源它却是环境伦理理念演进的结果。不正当的人类行为是众多严重影响环境安全因素中的最主要者，它的形成恰是由于人类关爱自然的道德观念缺失所致，因而“现代环境危机的实质是人性的危机”[14]。既然人是影响环境安全的主要因素，那么解决问题的关键也必然在人的自身中寻找。绝大多数的环境风险是由人类行为的失控所致，人类要摆脱它以实现环境安全，必须首先从道德价值取向的角度检讨其对自然的态度、规范其对自然的行为。作为从伦理视角为环境保护之依据进行诠释的道德理论，环境伦理的产生表达了人类试图运用道德力量控制自身行为、实现环境安全的期望。以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为中介，环境伦理借助善恶、正邪、荣辱等范畴和标准实现了其对环境安全的道德控制。而与此同时，环境伦理承认资源的代际有限和自然的内在价值，要求人类在活动时必须考虑人类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承认和尊重自然和其他生命存在。在环境伦理的视野里，安全不再仅限在人域之内，而是被扩大到整个自然领域，成为一种特有的价值理念即环境安全。与其他安全问题相比，环境安全不仅具有整体性、不可逆性、长期性和全球性等特点[15]，而且更具有终极决定意义——离开了环境安全，任何安全都将不复存在。鉴于环境安全如此重要，它亦被现代环境法确认为其重要的价值理念。环境安全是法律安全价值体系的基石，离开了环境安全而谈论其他任何安全都将毫无意义。对环境安全的关注并非始于法律产生之时，而是环境伦理观念嬗变的结果。只有得到环境伦理的理论支持，环境安全才能成为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或者说环境安全的伦理内涵是其法律含义的理论基础。
四、环境效益
效益是效果和利益的合称，其泛指一切行为所产生的有效结果。它原是经济学领域里的术语，主要是指产出与投入之比的最大化；法学研究中也经常涉及这一概念，其意指法律实施的现实结果与目标期望之比的最大化。作为现代环境法中的特有价值理念，环境效益是上述两重含义的统一。人类在自然资源利用中的低效率是导致环境问题产生的根本原因，而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生态和谐又是他们所普遍希望的生活目标，前一问题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后一目标的实现。以上矛盾的存在使现代环境法始终高度重环境视效益问题，并将其作为实施人类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17]。传统部门法对效率的关注主要限于经济领域，其重点在于合理分配权利、义务以实现资源配置的最优；而现代环境法对效率的关注则扩大至生态领域，它所追求的是其在实施过程中所取得的合目的性、合社会需求、合乎生态规律要求的有益效果。相比传统部门法而言，现代环境法更为重视生态效益，并确立了其在整个效益体系中的优先地位。导致这一转变的因素众多，环境伦理便是其中之一。效益是社会中最重要的一项美德[16]，人们对它的探讨也必然与伦理有关。对环境伦理不甚了解的人普遍存在着这样的误区，即认为环境伦理与提高效率完全背道而驰，讲求前者必然阻碍后者。不可否认，在环境伦理的诸多流派中，确实存在着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要求停止发展经济以保护环境的一派主张，但这并非环境伦理的主流。环境伦理所反对的并不是人类对自然资源的利用，而是忽视自然资源价值且毫无限度的利用方式。“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17]，环境伦理不可能也不应该规避效益问题。但“效益”一词的内涵在环境伦理与经济伦理中毕竟有所不同：在前者中不仅包含着对后者的追求，而且更包含着对社会整体效益和整个生态效益的追求。在环境伦理领域里，环境效益是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复合体。三者的位阶逐级递进，生态效益在其中不仅属于最高部分、处于优先地位，而且还是其他各项效益得以实现的基础。当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发生冲突时，应当首先考虑生态效益，决不能以牺牲生态效益为代价来换取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人类的各项活动只有符合生态规律的基本要求，才能真正获得和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环境伦理对环境效益的重视也影响到了现代环境法领域。在处理环境保护与经济建设、社会发展三者的关系问题上，普遍存在环境优先、经济优先和可持续发展等三种理论模式。环境伦理领域里对以经济效益、社会效益与生态效益相协调为核心的可持续发展理论合理性的充分论证，促使现代环境法最终选择了第三种理论模式，并将其确认为首要基本原则。
现代环境法的价值理念体系非常庞复杂，文中表述碍于篇幅有限尚不深入、全面。加之理论界对某些价值理念的界定仍有分歧（如环境民主究竟属于理念还是原则），某些价值理念之间的界线尚不明显（如环境公平、环境公正与环境正义），笔者碍于学识有限不便妄加揣测。但应当指出的是，现代环境法的整个价值理念体系是有机统一的整体，每个价值理念之间都存在着密切的内在逻辑联系。在这个价值理念体系中，环境安全、环境正义和环境效益分别属于首要价值、根本价值和基本价值[18]，而这些价值的实现都离不开良好环境秩序的存在。这些基本价值理念从其规律上讲，是对现代环境法本质的抽象和概括；从其目的上讲，是现代环境法价值构成、价值标准、价值取向和价值判断反映。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当然不能仅限于价值理念层次，但这将不可否认地成为我们日后对现代环境法的研究深入原则、制度层次的理论基点，现代环境法无论是其原则还是其制度都无不是其基本理念的展开。
[1] 参见汪劲.环境法律的理念与价值追求[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0-21.
[2] 现代环境法的理念源自现代环境伦理,它最先与其说是一种法的理念, 还不如说是一种伦理的理念,即环境伦理的理念.
[3] [美]罗尔斯顿著、杨通进译.环境伦理学——大自然的价值以及人对大自然的义务[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2.
[4] 李建华.法治社会中的伦理秩序[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49.
[5] [美]博登海默著、邓正来译.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252.
[6] [美]庞德著、沈宗灵译.通过法律的社会控制——法律的任务[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73.
[7] 王韬洋.“环境正义”——当代环境伦理发展的现实趋势[J].浙江学刊,2002,(5),174.
[8] [美]罗尔斯著、何怀宏等译.正义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3.
[9] 陈泉生.可持续发展与法律变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217.
[10] 杨方.道德正义和法律正义[J].湖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4),17.
[11] 郑少华.生态主义法哲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70-171.
[12] 本段写作部分参考了罗正南.伦理调控——保障生态安全的重要手段[D],硕士学位论文.武汉:华中师范大学,2004,12.
[13] 周辉、陈泉生.环境法理念初探[J].时代法学,2004,(2),63.
[14] 曹孟勤.人性与自然:生态伦理哲学基础反思[M],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大学出版社,2004,139.
[15]
[17] 王秀红.效率与公平——论环境法价值的冲突与协调[J].广西社会科学,2005,(7),61.
[16] 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修订版)[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217.
[17] 黎尔平、张新蕊.生态环境伦理问题也是一个经济伦理问题[J].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9,5.
[18] 参见郭炯.论环境法的价值取向[M],甘肃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