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

任留存

[内容摘要]：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虽然我国法律已明文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相当程度的存在。刑讯逼供不仅是导致冤假错案的直接原因，另一方面刑讯逼供也使得公安司法机关在人民心目中的形象、权威受损。鉴于此，探讨刑讯逼供的存在原因和遏制方法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在此，笔者就刑讯逼供存在的思想、制度、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以及针对这些原因如何遏制刑讯逼供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刑讯逼供、思想、制度、经济、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刑讯逼供是指司法工作人员采用肉刑或变相肉刑折磨被讯问人的肉体或精神，以获取其供述的一种极恶劣的审讯方法。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3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中第61条、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140条等法律条文均有明确规定禁止刑讯逼供，但在司法实践中，刑讯逼供仍普遍存在。这是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的。
　　笔者以为，刑讯逼供屡禁不止，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受封建专制思想的影响，官重民轻、权力本位的思想仍深置与人们的脑海中，左右着人们的道德标准。
　　1．刑讯逼供在中国古来有之。我国是世界上封建社会存续时间最长的国家，在封建社会里，采用的是纠问式的诉讼结构，规定了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是证据之王，有时甚至还规定没有犯罪嫌疑人的供述不能定罪、结案。在一系列的证据已经证明该犯罪嫌疑人有罪时，为获取其供述而实施刑讯逼供是在自然不过的事情了（除非其主动承认）。于是刑讯逼供也就被公然的写进当时的律法。
　　2．封建的权力本位思想的影响。在封建社会，皇帝是国家最高权力的拥有者，国家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维护皇帝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当时的刑事诉讼的唯一目的就是惩罚犯罪，而对犯罪嫌疑人则没有丝毫的权力可言。我国现在的刑事诉讼体制大多是学习的德国的职权主义，刑事诉讼的目的则是以惩罚犯罪为主，兼顾保障人权。因此在二者的共同影响下，就使得我国刑事诉讼的目的更加偏向惩罚犯罪。在人权得不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刑讯逼供是不可避免的。
　　3．有罪推定思想的影响。在纠问式诉讼中，控诉职能和审判职能是集于法官一身的，且不实行不告不理原则，对刑事诉讼的开始和推进不取决于被害人和被告人任何一方，在此过程中法官才是积极作为的推动者。这种诉讼制度决定了有罪推定的必然性。因为不可能使同一个法官在同一案件的不同阶段持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即既支持控诉又在审判时否定其控诉。我国现阶段虽然实行的是控审分离的诉讼制度，但有些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却抱着“被讯问者就是罪犯”的心理态度，当讯问进行的不顺利时，怀着对犯罪嫌疑人的痛恨和犯罪分子不打不招的心态，便实施了刑讯。
　　二．我国现行的法律体制不完善，部分法律制度欠缺。
　　1．我国刑事诉讼中没有确立无罪推定原则。虽然我国刑事诉讼法第12条规定，“未经人民法院依法审判，任何人不能被确定有罪”，但这只能说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无罪推定原则的吸收。况且，我国立法机关的一贯立场是“既反对有罪推定，也不赞成无罪推定”。依他们的观点说，我国对刑事案件的处理原则是“以事实为依据，实事求是；以法律为准绳，罪当其罚。”因此在司法实践中，无罪推定仍不能被大多数的司法工作人员所接受。
　　2．无完善的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虽然最高院在对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解释中第61条规定，“严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证据，凡经查证确实属于采用刑讯逼供或者威胁、引诱、欺骗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但这仅说明我国对非法采集的言词证据不予采纳，事实上，在司法实践中也是肯定通过非法取证行为所获取的物证、书证的证明效力的，即所谓的毒树之果理论。当然笔者亦不赞成完全否定此间接证据的效力，但应视具体的情节而定，这点将在下面的对策中具体谈到。
　　3．现有的侦查监督体制本身不严密，导致侦查权的滥用，使的犯罪嫌疑人缺乏必要的与国家公权力相对抗的合理的制衡力。我国法律明确规定，“人民检察院依法对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实行监督”，在此侦查监督中，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383条指出，“人民检察院根据需要可以派员参加公安机关对于重大案件的讨论和其他侦查活动，发现违法行为，应当即时通知纠正”。由此可以看出人民检察院只有对公安机关侦破的重大案件才派员到场监督的义务，而对于大多数案件的监督只有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然而刑讯逼供正是在这“大多数案件”中出现的，而靠诉讼参与人的指控或人民检察院在审理公安机关呈递的案件材料时发现又是很不现实的。因为这些都属事后监督，对其就存在一个证明问题。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依然是采取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这就存在一个举证难的问题。以上是对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案件的讨论，那么对于检察机关负责立案侦查的案件又应由谁来监督呢？我国法律尚未有明确规定。
　　4．刑讯逼供的查证难，惩罚力度轻，有时甚至存在部门保护主义。我国现行法律规定对刑讯逼供案仍然采用“谁主张， 谁举证”的原则。即举证责任由主张的“被刑讯人” 承担。被刑讯者在向司法机关控告他们曾遭受到刑讯逼供时，就会被要求提供自己曾遭受刑讯逼供的证据。然而刑讯逼供一般是在被刑讯者的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情况下进行的，除非刑讯行为在他们身上留下了显著伤痕、残疾甚至死亡，其他一般情况由于他们对在其身上留下的伤痕等各种证据无法及时固定，以致当他们恢复人身自由后向检察机关控告时，举证已成为一个艰难的过程。其次，对于刑讯逼供的认定，在司法实践中发生的指名问供、诱供、骗供及采取显著轻微逼供方法的，不能认定为构成刑讯逼供罪，再加上有些部门保护主义，这就为刑讯逼供的合法化打开了制度之门。
　　三．我国现阶段生产力总体水平低，表现在侦查活动中即为设备的陈旧。
　　1．经济落后，司法投入少，设备陈旧，科技含量低。随着科技日新月异的发展，犯罪也越来越向着智能化、隐蔽化发展。虽然我国也已多次应用高科技手段来破获案件，但总体来说设备的更新速度远远不能适应侦破案件的需要。设备的陈旧一方面降低了破案率，挫伤了侦查人员的办案积极性，另一方面也加大了侦查人员对口供的依赖性。
　　2．部分侦查人员的素质低也是造成刑讯逼供存在的原因。部分侦查人员在侦查过程中受到坏人该打，不打不老实；让犯罪嫌疑人皮肉吃点苦，只要不打伤，不打坏，不闹出人命就没关系等一些错误思想的影响，滥用侦查权力。在他们看来“痛苦就是真相的使金石，在不幸者的皮肉中蕴藏着经验真相的尺度”。然而当真相无法从一个平静人的语气、姿态和神色中察觉出来的话，那么，一旦痛苦的痉挛改变了他的面目表情时，真相就更难流露出来了。然而此时那些侦查人员也许会反驳到：“可是从我们办案的经验看，被讯问者也大多就是要找的罪犯，既然错案无法避免，那么应该说在现阶段，刑讯逼供仍然是破案的有效途径。”诚然，我不得不承认刑讯逼供是破案的有效途径，但你有没有想过刑罚的目的是什么？是预防犯罪！即既预防其他人不要犯罪，也预防犯罪人不再犯罪。这种预防是通过刑罚的威慑来实现的。同时这种威慑又是通过不让任何显露的犯罪逍遥法外，而不是去揭露谁犯有湮没无闻的罪行来实现的。当恶果已成为无可挽回的事实之后，只是为了不是他人产生犯罪不受惩罚的幻想，才能由政治社会对之科以刑罚。请注意，一个没有确定有罪还是无罪的人，尽管当时因证据不足而按无罪处理，但一旦有了新的证据足以证明其确实犯罪时，只要还在诉讼时效内，他就仍然会被科处刑罚。
　　刑讯逼供的存在模糊了罪与非罪者的外部差异，有违刑事诉讼的程序公正，造成了犯罪嫌疑人在审判时的翻供，以致调查取证的反复进行，浪费了大量的司法资源；刑讯逼供的存在，导致了大量的冤假错案，使司法机关的形象、权威受损；刑讯逼供的存在，使无辜者处于比罪犯更坏的境地。
鉴于刑讯逼供的诸多弊端，遏制刑讯逼供已成为我国建设法治社会的当务之急。笔者以为，针对上述原因，我们可以采取以下措施来遏制刑讯逼供。
　　1．彻底抛弃封建的权利本位思想，取代以积极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宪政思想，努
力提高个人的法律意识。一方面它要求握有侦查权的侦查人员在办案时努力正确把握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坚持疑罪从无，刑疑从轻原则；另一方面，也希望犯罪嫌疑人能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最大限量的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这包括尽早的聘请律师，平时多留意相关法律法规等。
　　2．加强相关法律制度的建设。
　　首先应确立无罪推定原则。确实保证在法官判决之前，一个人是不能被称为罪犯的，应将其与其他一般人以相同的态度对待。与之相适应的是反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强迫自证其罪，这一原则已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采纳。我国于1998年10月签署的联合国《公民权利和政治国际会议》第14条第3款规定，“受刑事追诉的人不得强迫做不利于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自己有罪。”但同时，我国刑诉法93条又规定，“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但是对与本案无关的问题，有拒绝回答的权利。”其98条第1款也规定，“询问证人，应当告知他应当如实地提供证据、证言和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要负的法律责任。”由此可见我国刑诉法没有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证人沉默权。建议我国法律在明确确认无罪推定原则的同时，也明确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反对强迫自证其罪的特权。
　　其次提升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法律位阶，将其明确在刑诉法中，并明确不同非法证据的效力问题。具体包括对非法取得的言词证据的无条件排除和对非法取得的物证、书证的法律效力的评断。主要评断标准是A.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程度B. .侦查人员在取证中的主观过错对证据证明效力的影响程度C.非法证据的可弥补力度D.该证据对本案的重要程度和是否具有重复采集的可能。具体的评断标准就需要法官来评判了，即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但应严格限制法官依职权主动调取证据，以防止控审关系接近化。
　　赋予律师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时的在场权，是弥补侦查监督体制漏洞最好的方法。美国六十年代的“正当法律程序革命”创立了先例：律师有权亲自来到警察局讯问嫌疑人的现场，如果警察剥夺这一权利，那么，嫌疑人单独作的供述就失去了证明力。法国刑诉法第118条第1款规定，“对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进行询问或对质时，应有其辩护人在场或传唤他们，但被控告人和民事当事人明确表示不要辩护人在场的除外。”对于违反上述规定的，其刑诉法第170条第1款规定，“行为本身及其以后的诉讼程序，不发生法律效力。”日本刑诉法第157条第1款规定，“检察官、被告人或辩护人，可以在询问证人时在场。”同时，在2004年日本的刑诉法修订案中，为进一步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又规定，“对于可能判处无期徒刑的犯罪嫌疑人，如果其在侦查阶段没有委聘律师的，公安机关应为其指定负有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
　　对侦查人员的讯问活动作必要的限制也是防止侦查权力滥用，遏制刑讯逼供的合理方法。具体措施有明确讯问所应具备的条件、侦押分离、侦讯分离、限时讯问、禁止夜间讯问、对讯问的全程录音、录像等。现仅对较难理解的侦押分离、侦讯分离做一下解释。
　　侦押分离即将羁押犯罪嫌疑人的看守所从公安机关中分离，为不破坏现有的侦、控、审三方格局，可将看守所划归法院管辖。其职责仅为暂时看守犯罪嫌疑人，有保证犯罪嫌疑人不被刑讯逼供的义务，并有维护犯罪嫌疑人其他合法权益的义务。
　　侦讯分离即在不改变现有司法机关结构的前提下将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地点移出公安机关。现在比较可行的是在看守所集中提讯，还可人为设置屏障将讯问主体与犯罪嫌疑人隔离。
　　最后，应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关于我国现行的刑讯案的举证方式的弊端已在原因中阐明，在此不再赘述，仅讲一下被控方举证的可行性。严格依法取证是法律对司法工作人员提出的要求，当其被控有违法行为时，其有义务举证，这也有利于司法工作人员在讯问时全程录音和录像的实施。将刑讯逼供案件的举证责任倒置，即由被控者提出相应证据证明其未对控告者实施刑讯逼供的行为，如果他们不能提供足以让检察机关或法院信服的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刑讯逼供的行为，就要承担举证不能的相应法律后果，即推定其有刑讯逼供的行为。这样才有利于遏制刑讯逼供的产生，有利于维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
　　3．增加司法投入，努力提高侦查人员素质。为更好的解决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间的矛盾，增加司法投入，运用科技的力量来减少对口供的依赖性是唯一可行方法。在科技进步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注意培养一批批精通科技的侦查人员，使侦查机关在与犯罪分子作斗争的过程中，在保证实体合法和程序公正的前提下，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书目
1．《刑事诉讼的构造》，作者李心鉴，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2．《论犯罪与刑罚》，作者切萨雷．贝卡里亚，黄风译，中国方正出版社2004年版



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人大常委会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条例

（2005年1月15日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2005年3月31日　吉林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十九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加强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以下简称自治州）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防止水体污染，保障居民饮水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水污染防治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自治州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适用于自治州各县（市）人民政府所在地的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环境保护。保护区以外的集中供给式饮用水水源的环境保护，参照本条例执行。

第三条 凡在自治州划定的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须遵守本条例。

第四条 州、县（市）人民政府应当把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全面规划，因地制宜，采取有效措施保护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治理已造成的水污染，防止新的水污染，确保城市饮用水水质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第五条 自治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的监督管理工作。

自治州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行政主管部门按照各自的职责，依法对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实施监督管理。

乡（镇）人民政府协助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做好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工作。

第六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的义务，并有权对污染损害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的行为进行监督和检举。

州、县（市）人民政府对城市饮用水水源环境保护工作成绩显著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和奖励。

第二章 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定

第七条 按照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管理要求，建立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

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分为一级保护区、二级保护区，必要时可设准保护区。

第八条 城市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由县（市）人民政府组织环境保护、水利、林业等部门实施，经自治州人民政府同意后，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城市饮用水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划分，由县（市）人民政府组织环境保护、水利、林业、规划等有关部门实施，经技术审核论证后，由本级人民政府批准。

第九条 城市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区，由县（市）人民政府设置明确的地理界线标志，一级保护区应设置醒目的警示标志。

第三章 城市饮用水水源的环境保护

第十条 城市饮用水地表水水源的一级保护区内的水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Ⅱ类标准和《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二级保护区内的水质，符合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Ⅲ类标准。

城市饮用水地下水水源保护区的水质符合国家《地下水质量标准》Ⅱ类标准。

第十一条 保护区内现有的企业、事业单位及个体经营者，应当向县（市）人民政府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申报登记在正常作业条件下排放污染物的种类、数量、浓度和去向。影响水源水质的污染源必须限期治理。

第十二条 在城市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不得破坏水源涵养林、护岸林及与水源保护有关的植被；

（二）不得毁林开垦或擅自采石、采沙、取土；

（三）禁止向水域倾倒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及其他废弃物；

（四）不得利用渗井、渗坑、裂隙倾倒工业废水、含病原体的污水、含放射性物质的污水及其他废物；

（五）不得使用炸药、毒药捕杀水生动物，不得滥用化肥，不得使用剧毒和高残留农药；

（六）装载有毒有害物质的车辆通过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必须有防渗、防溢、防漏设施，并事先申请，由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三条 在城市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禁止从事下列活动和事项：

（一）新建、改建、扩建与防汛、蓄水、供水和保护水源环境无关的建设项目；

（二）向水体排放污水；

（三）放养禽畜、规模化养殖和网箱养殖；

（四）除水政监察、渔政监察、水文、水质监测和水库管理专用的船只以外的其他船只下水；

（五）在水体内洗刷车辆、衣物和其他物品；

（六）旅游、游泳、垂钓；

（七）可能污染水源的其他活动。

第十四条 在城市饮用水地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禁止下列行为：

（一）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

（二）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三）设立垃圾场、油库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的储存场所。

第十五条 在城市饮用水地表水水源准保护区内，直接或者间接向水域排放废水，必须符合国家规定的排放标准，当排放总量不能保证保护区内的水质符合规定标准时，必须削减排放量。

第十六条 城市饮用水地下水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均须遵守下列规定：

（一）禁止建设化学制浆、化工、印染、染料、制革、电镀、炼油、农药及其他严重污染水源环境的建设项目；

（二）禁止设置城市垃圾、粪便和易溶有毒有害的废弃物堆放场；

（三）禁止利用渗坑、渗井、裂隙等排放、倾倒污水和其他废物；

（四）禁止利用透水层孔隙、裂隙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天然气、放射性物质、有毒有害化工原料、农药等；

（五）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及国家有关部门禁止使用的其他农药；

（六）人工回灌地下水不得污染水源；

（七）兴建地下工程设施或者进行地下勘探、采矿等活动，应采取防止地下水污染的防护性措施。

第十七条 城市饮用水地下水水源各级保护区及准保护区内，还须分别遵守下列规定：

（一）一级保护区

1．禁止建设与供水设施无关的建筑物；

2．不得设置渗水厕所、渗坑、粪坑；

3．禁止倾倒或堆放工业废渣、城市垃圾、粪便和其他废弃物；

4．禁止输送污水的渠道、管道和输油管道通过；

5．禁止建立墓地；

6．禁止建设油库、加油站。

（二）二级保护区

化工原料、矿物油类及有毒有害矿产品的堆放场所必须有防雨、防渗措施。

（三）准保护区

1．因特殊需要经批准设置的城市垃圾、粪便和废弃物转运站必须采取防渗、防漏措施；

2．当补给源为地表水体时，该地表水水质不低于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中的Ⅲ类标准。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十八条 自治州各级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负责监督、检查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水源环境保护和污染防治工作。当城市饮用水水源受到严重污染，威胁供水安全时，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报经同级人民政府批准，采取强制性的应急措施进行处理。

发展与计划行政主管部门应依法对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建设项目进行规划管理。按规定可以在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建设的项目，应严格审核管理。

水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编制区域水资源保护规划，加强对城市饮用水水源的管理和保护，对城市饮用水水源污染防治实施监督管理。

林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涵养林及相关植被的建设、保护和管理，改善生态环境。

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负责保护区内城市饮用水水源的水质卫生监测和卫生管理。

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导水源保护区内农民科学施用化肥和农药，逐步递减农药、化肥用量，并加强监督和检查。

牧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保护区内养殖业的指导，对畜禽饲养规模和饲养方式进行监督检查。

公安机关应当加强对剧毒物品和放射性物质的管理，防止剧毒物品和放射性物质在运输、贮存、使用过程中污染水源。

交通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负责保护区内交通工具对水环境污染的监督管理。

城市供水部门要加强饮用水原水的卫生防护工作，定期检测原水的水质，确保城市居民饮水安全。

饮用水水源管理单位具体负责饮用水水源的保护和污染防治的日常管理工作，落实饮用水水源保护和污染防治措施，建立水质日常检测、报告制度，制止、纠正污染水源的行为。

第十九条 对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已建成的有污染项目，县（市）人民政府应责令限期治理，无法治理的应搬迁、转产、关闭或者拆除。

对城市饮用水水源一级保护区内的居民，县（市）人民政府应制定和实施移民计划。

第二十条 因突发性事故造成或可能造成城市饮用水水源污染时，事故责任单位或者个人应立即采取措施减轻和消除污染，并报告当地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和水源管理单位。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二十一条 在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违反本条例，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州、县（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依照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进行处罚：

（一）向水体排放、倾倒剧毒废液、可溶性剧毒废渣或者将其直接埋入地下的；

（二）向水体排放、倾倒放射性固体废弃物、油类、酸液、碱液或者含有高、中放射性物质的废水的；

（三）在水体清洗装贮油类、有毒污染物的车辆和容器的；

（四）向水体排放、倾倒工业废渣、城市生活垃圾或者在岸坡存贮固体废弃物的；

（五）利用渗井、渗坑、裂隙排放含有毒污染物的废水的；

（六）向水体排放污染物超过国家排放标准的；

（七）造成水体严重污染的；

（八）造成水污染事故的；

（九）在城市饮用水水源二级保护区内新建、扩建向水体排放污染物的建设项目或者改建项目未削减污染物排放量的；

（十）在城市饮用水水源保护区内，设立装卸垃圾、油类及其他有毒有害物品场所的；

（十一）利用储水层孔隙、裂隙及废弃矿坑储存石油、放射性物质、有毒化学品农药的；

（十二）拒绝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现场检查，弄虚作假的。

第二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也不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的，由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二十三条 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工作人员和其它有关国家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不构成犯罪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自治州人民政府可根据本条例制定实施办法。

第二十五条 本条例由州人大常委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六条 本条例自2005年6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