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客观超过要素的运用为切入点

苏丽娟 艾阳


一、问题的提出
关于财产共同犯罪犯罪数额的认定问题，历来学说众多，但学说讨论的前提是各个共犯对犯罪总额或参与数额明知，实践中有些案件是各共犯对参与的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并不统一，这种情况下共犯的犯罪数额如何认定，就是本文讨论的问题。以下的案例就是这种案件的典型案例：
甲为某公司铜雕部技术总监期间，总裁到铜雕部检查时说公司资金紧张，让甲管理人员乙负责将车间内的紫檀木卖掉100多根用于周转。甲发现紫檀木价格相当高，就想利用卖紫檀木的机会捞点钱，打算将20根的钱占为己有。甲和乙说我们多卖几十根，可以分不少钱，乙同意。甲又向秘书丙说，咱们向公司报点，私下留点，丙也同意向公司少报。甲让丙联系到买家，一共卖170多根，货款398000。甲要了乙的农业银行卡，让买家把钱打到乙卡上，甲给了丙8000元，告诉丙他们每人分8000元。甲对乙说咱们每人得6万，已经给了丙8000元，甲让乙从卡上转33万元到甲妻殷某帐户上，乙卡里留了6万元。后甲请假说自己有病回老家南昌市。乙多次打电话问甲这钱怎么办，甲说这钱就不退公司了，丙也给甲打过几次电话，让上报公司，甲没理她。后乙向公司交待此事，公司报案。
本案甲的犯罪数额就是犯罪总额398000元，这一点是勿庸置疑的。关键是乙和丙犯罪数额的认定。有人主张乙、丙的犯罪数额都是398000元。有人认为乙、丙并不知道甲会将剩余的全部价款侵吞，以为他只是向公司少报一部分，把檀木款全部侵占，超出了乙丙二人最初的意图，因此对乙丙二人以犯罪总额定罪有失公平，三人的犯罪数额应是他们分得的赃款数额。还有人认为乙丙的犯罪数额是分得赃款数额，而甲由于掌控整个犯罪过程，对犯罪总额负责。另有少部分人认为，甲的犯罪数额是398000元，而根据主客观相统一的原则，甲的犯罪数额超出了乙丙的主观故意，乙丙不应对此负责，丙认为每人分8000元，她的犯罪数额就是24000元，乙知道丙分得8000元，认为自己和甲每人分60000元，犯罪数额应该是128000元。
这个案件是本文探讨问题的典型反映。共同犯罪中各个共犯对所参与犯罪的数额的主观故意不一致，在参与的同起犯罪中，部分共犯实施犯罪的数额超过其他共犯认识的数额，将如何认定他们的犯罪数额？
二、对犯罪数额主观故意不一致的行为定性
各个共犯对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不一致，如上述案例中，甲对犯罪数额主观故意是398000元，而乙是128000元，丙是24000元，其中是否涉及到刑法理论上的认识错误问题和实行过限问题？
（一）是否存在事实认识错误问题
刑法理论上的认识错误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刑法性质、后果和有关的事实情况不正确的认识，分为法律上的认识错误和事实上的认识错误。事实认识错误指行为人对自己的行为的事实有不正确的理解。具体可以分为客体的认识错误、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行为实际性质的认识错误、工具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
共同犯罪中也存在共犯之间相互的认识错误。共同实行犯之间的认识错误通常按一下方式处理：
1、 二人共同实行犯罪，A、B相互之间对犯罪事实的认识有错误时，A、B均应在本人的认识范围内成立犯罪。
2、二人共同实行犯罪，A所认识的犯罪事实重于B所实行的犯罪事实时，A、B均应对其实行的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3、二人共同实行犯罪，A所认识的犯罪事实完全异于B所实行的犯罪事实时，A、B应分别在其认识的范围以内承担刑事责任。
4、二人共同实行犯罪，A所认识的犯罪对象，与B所认识的犯罪对象不一时，A、B均应对同一犯罪承担刑事责任。
有人认为，各个共犯虽然实施了同一个犯罪行为，但是他们对这个犯罪行为的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不同，可以算作刑法理论上的认识错误。尽管他们的客观实行的犯罪数额都是犯罪总额，但由于他们认识到的犯罪总额不同，按照犯罪的主观故意应该与客观的犯罪行为相统一的理论，即犯罪人只应对自己主观故意范围内的行为承担责任，因此各共犯只应对主观认识到的数额承担责任。从上述共同犯罪认识错误理论中也可以看出，原则上各共犯应分别在其认识的范围以内承担刑事责任。
然而笔者认为，这种共犯对犯罪总额认识不统一的行为不能称之为认识错误。首先，刑法理论上的认识错误种类明确有限，即客体的认识错误、犯罪对象的认识错误、行为实际性质的认识错误、工具的认识错误、因果关系的认识错误，而对犯罪数额认识的错误不属于其中。对犯罪数额认识的错误不影响对行为的认识，因而不能套用认识错误理论。
（二）是否存在实行过限问题
共同犯罪中实行犯实施了超出共同犯罪故意的行为，就是司法实践中经常遇到的“实行过限”，又称共犯过限或共同犯罪的过剩行为。过限行为的实行犯与其他原共犯之间不构成共同犯罪，过限行为的实行人单独承担犯刑事责任，而其他人仅在共同预谋之罪的范围内承担刑事责任。
我国早在唐代就有关于类似实行过限的规定。例如《唐律.贼盗》中规定：“其共盗，历史有杀伤者，以强盗论。同行人不知杀伤情者，止依盗窃法。” 可见，唐律中盗窃共犯中如果有部分共犯实施了伤害行为，就定为强盗罪，如部分共犯不知道其他共犯实施了伤害行为，则仅以盗窃罪论处。英国刑法也有关于实行过限的规定。在1966年“皇家诉安徒森和莫里斯”案中，有如下批注：“当两个人合谋从事一项犯罪时，彼此要对促成这项犯罪的行为负责，包括要对由此而产生的以外结果负责。但是，如果其中一人超出了彼此同意的范围，另一人不能对这种未经他同意的行为负责。至于这种行为是属于合谋的范围还是超出了这个范围，要由每个案件的陪审官具体断定。” 我国刑法没有对实行过限作出明文规定，但是根据刑法理论主客观相统一原则，行为人只有在有主观罪过的情况下才构成犯罪，因此过限行为的实行人单独承担犯刑事责，而其他人不对过限行为承担责任。
有人认为，在对犯罪数额主观故意不同的共同犯罪中，实际犯罪数额大的行为人存在实行过限问题。例如案例中，甲对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是398000元，乙是128000元，丙是24000元，则乙的行为相对于丙就是实行过限，甲的行为相对于乙、丙也是实行过限，而过限行为与共同犯罪行为一样，也是职务侵占行为。
然而笔者认为，对犯罪数额主观故意不同的共同犯罪中各行为人虽然表面上看有“实行过限”的特征，然而并非“实行过限”。实行过限必须有两个行为，即共同犯罪行为和过限行为，而犯罪数额主观故意不同的共同犯罪中各个行为人只实施了一个行为。也有人认为，这种情况下的共同犯罪行为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即各行为人共同参与的阶段和某个行为人单独实施的阶段，单独实施的阶段也就是实行过限的阶段。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不符合共同犯罪理论。根据共同犯罪理论，各个共犯的实行行为都是共同犯罪行为的一部分，这个共同的犯罪行为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不可分的。因此把共同犯罪行为机械的分为几部分是不可取的。就如案例中，甲、乙、丙共同实施了侵占单位398000元的犯罪行为，不能因为三人分得赃款是在三个不同阶段就把这视为三个行为。这个犯罪行为在三人侵占檀木款且甲形成侵占所有檀木款的主观故意时才算完成，如果三人把檀木款打到非单位帐户后，甲还没有形成侵占全部檀木款的故意，那么犯罪行为就不能算最终完成，同样，如果甲已经形成了侵占全部檀木款的故意，即使只是檀木款脱离了单位的控制而乙、丙还没有分得赃款，犯罪行为也算完成。以甲的犯罪故意作为犯罪最终实行完毕的要件，是因为甲对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才与实际侵占的数额相对应。
三、关于共同犯罪犯罪数额的学说
（一） 分赃数额说
分赃数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只对自己实际分得的赃款赃物的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在本文的案例中，即甲对33万元承担刑事责任，而乙对六万元承担刑事责任，丙对8000元承担刑事责任。这种观点的理由是，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犯罪数额是指非法占有的数额，即实际分得赃款的数额。
笔者认为这种学术的理由并不充分。首先，共同犯罪行为是各个共犯单独的行为有机的组成的整体性的行为，是不可分的，无论各共犯分赃多少，其均共同实施了同一个犯罪行为，如仅以分赃数额作为各共犯的犯罪数额，则过分强调了共犯的个体性，忽略了共同犯罪的整体性，无疑违反了共同犯罪理论。其次，如果采用此说，会导致许多不合理现象。比如有些共同犯罪中，主犯作用较大，但是分赃数额较小甚至没有分得赃款赃物，如果采用分赃数额说，则此主犯的犯罪数额比其他共犯的犯罪数额少，有可能反而在档次较低的法定刑范围内量刑，甚至不构成犯罪，明显违背常理。如果参与犯罪的共犯人数较多，每人分得的赃款都很少，有可能分赃数额都达不到犯罪数额，即使达到了，各共犯的法定刑档次较低，反而比单独犯罪的行为人量刑要轻。共同犯罪的危害性比单独犯罪的危害性大，如此一来又违反了刑法学原理。再次，认为“刑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的犯罪数额是指非法占有的数额，即实际分得赃款的数额”没有道理。上述说法对单独犯罪尚且有一定道理，但是在共同犯罪中非法占有的数额是指各共犯分得赃款的数额之和，因此这种说法就不能支持分赃数额说。
（二）参与数额说
参与数额说认为，共同犯罪中各犯罪分子都对自己参与实施的犯罪数额承担刑事责任。参与数额说符合共同犯罪理论，不违反责任自负原则，而且在实践中较为容易操作。
笔者认为，参与数额说在一般情况下符合刑法原理，但某些案件中则不使用参与数额说。如，根据法律规定，在集团犯罪中首要犯罪分子不一定参与犯罪集团实施的每一个犯罪活动，但却要对犯罪集团实施的每一个犯罪活动负责。有些主犯没有参与实施犯罪活动，而只是组织、指挥了犯罪活动，但他要对其组织、指挥的犯罪活动负责。另如，某些共同犯罪中，存在教唆犯和帮助犯，而教唆犯和帮助犯并没有参与实施犯罪活动，如果按照参与数额说，则教唆犯和帮助犯则得不到刑法处罚。因此参与数额说存在着局限性。然而，参与数额说在非集团犯罪且没有教唆犯、帮助犯的情况下，与犯罪总额说基本一致。
（三） 犯罪总额说
犯罪总额说主张，各共同犯罪人对共同犯罪的犯罪总额负责。在非集团犯罪且没有教唆犯、帮助犯的情况下，与参与数额说基本一致。对于集团犯罪的首要犯罪分子，这个数额就是犯罪集团的犯罪数额总额。对于组织、指挥的犯罪分子，这个数额就是其组织、指挥的犯罪活动的犯罪总额。对于教唆犯和帮助犯，就是其教唆和帮助的犯罪行为的数额。
笔者认为犯罪总额说弥补了参与数额说的不足，在理论和实践上比其他学说更具合理性。有人认为犯罪总额说违背了罪责刑相适应原则，认为各共犯都对犯罪总额负责对从犯和帮助犯明显不公平。笔者认为，犯罪总额说适用的阶段是定罪阶段而非量刑阶段，而犯罪数额只是量刑的一个情节，并非决定因素，实际量刑中还要考虑被告人在犯罪中的作用、分赃数额、认罪态度等问题，因此从量刑结果看，并没有造成对从犯和帮助犯的不公平现象。
另外还有分担数额说、综合数额说，这两种学说仅有少数学者支持，笔者不再论述。
本文探讨的共同犯罪类型极为特殊，首先，并非集团犯罪类型的一系列犯罪行为，而只有一个犯罪行为。其次，各个共犯都是完整的实施了本犯罪行为的实行犯。再次，各共犯有共同的犯罪预谋，但是对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不同。这种情况下，犯罪总额说和参与数额说是一致的，笔者认为本文讨论的共犯类型适用犯罪总额说或参与数额说。
四、客观超过因素的引入
犯罪构成理论是我国刑法理论的基石，在社会主义刑法理论体系中占据中心的位置，是正确认定犯罪的理论基础。犯罪构成是对一切犯罪行为的抽象和概括，它包括主观的构成要件和客观的构成要件。说明行为外部的、客观的要素是客观的构成要件，主观方面的要素如故意、过失、目的、主体等，是主观的构成要件。而主客观相统一是我国刑法理论和司法实践中的一项重要原则，即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或过失要与其实施的犯罪行为相统一，非在故意或过失心里支配下的危害行为不是犯罪行为，没有可归责性。
但是主客观相统一也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主观内容都得到客观上的外化，比如，行为人的犯罪目的不一定能够实现。在犯罪未遂中，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犯罪就没有实现犯罪目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刑法理论中，故意的内容与构成要件客观要素的内容是一致的，构成要件的客观要素规制着故意的内容，但是目的犯中的目的、倾向犯罪中的内心倾向、表现犯中的心理过程，则不要求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只要存在于行为人的内心即可。 这种超过构成要件客观要素范围的主观要素，就称为主观的超过要素。也并非所有客观的行为都对应着相应的主观因素，有些客观要素并不需要行为人认识。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刑法理论认为，有些客观因素只与刑罚权的发动有关，而与犯罪故意、过失没有关系。有些情况下，虽然成立犯罪时原则上就可能对行为人发动刑罚权，但在例外情况下，刑罚权的发动，不仅取决于犯罪构成中的各要素，还取决于刑法所规定的其他外部事由或者客观条件。这种事由或条件称为客观处罚条件（objektive bedingung der stsrafbarkeit;condizione obiettiva di punibilita） 例如我国台湾省刑法第283跳规定：“聚众斗殴，致人于死或重伤者，在场助势而非正当防卫之人，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这条规定中，行为人只有在场助威的故意，只要有被害人重伤或者死亡的结果，并不要求其有致人重伤或死亡的故意，即构成本罪。致人重伤或死亡的客观要素即超过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这就是客观处罚条件的典型适用。有争议的是客观处罚条件的性质，传统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不是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因素，与犯罪的成立无关。第二种观点认为，客观处罚条件应该属于构成要件要素，这种观点日渐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且在我国的犯罪理论体系不承认犯罪构成以外的因素影响定罪，笔者也赞同这种观点。即使是构成要件，也不意味着必须喜爱主观上或客观上存在这完全与之相对应的事实。主观的超过要素概念，表明有些主观要素不需要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客观事实；同样，有些客观要件也可能不需要存在与之相对应的主观内容，这便是“客观的超过要素”的概念。
客观超过要素存在的典型罪名是丢失枪支不报罪。刑法第129条规定：“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不及时报告，造成严重后果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其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依法配备公务用枪的人员丢失枪支故意不及时报告，而“造成严重后果”显然不是故意的内容，已经超过了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客观的超过要素。再如，刑法第186条规定：“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工作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造成较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金；造成重大损失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金。”其中行为人的主观故意是故意向关系人发放信用贷款或者发放担保贷款的条件优于其他借款人同类贷款的条件，而造成重大损失则不是此故意的内容，是客观的超过要素。
没有与之相对应的主观内容的客观要件即成为客观超过要素，笔者认为，在对犯罪数额主观故意不同的共同犯罪中，如果引入客观超过要素的概念，在理论上则不再有矛盾。例如本文案例中，甲对犯罪数额的主观故意是398000元，乙是128000元，丙是24000元，然三人客观实施了职务侵占398000元的犯罪行为。对乙而言，尽管其主观只有侵占128000元的故意，但是客观上与其他二共犯共同参与实施了侵占398000元的犯罪行为，这个犯罪行为有部分没有相对应的乙的主观故意，也可以算做客观超过要素。同样，丙仅有24000元的犯罪故意，却实施了侵占398000元的犯罪行为，这个侵占行为也有部分超过了丙的主观故意，即存在客观超过要素。这种客观超过要素并不要求乙、丙有相应的主观故意，但是乙、丙也应该对这种客观要素负责，即对其实行的犯罪行为的数额负责，犯罪数额均为398000元。如果在这种共同犯罪中引入客观超过要素的概念，就合理的解释了行为人主、客观不统一的现象，对各个共犯也就可以按照犯罪总额定罪了。

试析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之异同，促进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衔接

张珂璞


由于审计机关与司法机关在查处经济案件中存在初始依据、认定目的、证据观等方面的不同，审计证据与司法证据还存在着可比的一般属性及效力等方面的差异，使审计移送处理涉嫌犯罪案件立案率低、判决率低的问题还比较突出，直接影响了审计战果的扩大和审计职能的发挥。主要原因是审计机关收集的审计证据自身存在着不足。新施行的《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审计署6号令），对审计证据的质量控制做出了严格的规定，这对于强化审计证据、提高审计质量和移送处理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下面就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的异同加以分析比较，以强化审计证据，促进与法律证据进一步的衔接，提高移送处理案件质量。
一、审计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及质量要求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和新颁发的《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颁发（试行）》，两者对于审计证据的规定基本一致，但后者由于新发布，结合实际情况，对于审计证据作了更为科学、实际的表述。如：审计人员可以（《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为“应当”，但审计实践中一般只能取到复印件）收集能够证明审计事项的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等；不能或者不宜取得原始资料、有关文件和实物的，也可以采取文字记录、摘录、复印、拍照、转储、下载（新增）等方式取得审计证据。上述审计法规以及规章，基本规定了审计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和质量要求。
（一）审计证据的概念及种类
审计证据是指“审计机关和审计人员获取的用以说明审计事项真相，形成审计结论基础的证明材料。”它包括书面证据、实物证据、视听或者电子数据资料、口头证据、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其他证据等6种。审计人员收集的审计证据，必须具备客观性、相关性、充分性和合法性。
（二）审计证据的收集方式及质量要求
审计证据由审计人员通过检查、监盘、观察、查询及函证、计算、分析性复核等方法收集。
其具体要求是：（1）审计人员在收集实物证据时，应当注明实物的所有权人、数量、存放地点、存放方式和实物证据提供者等情况。（2）审计人员在收集视听资料或者电子数据资料时，应当注明制作方法、制作时间、制作人和电子数据资料的运行环境、系统以及存放地点、存放方式等情况。必要时，电子数据资料能够转换成书面材料的，可以将其转换成书面材料。（3）审计人员在收集鉴定结论和勘验笔录时，应当注明鉴定或者勘验的事项、向鉴定人或者勘验人提交的相关材料、鉴定人或者勘验人资格等。（4）审计人员收集的有关违反国家规定的财政收支、财务收支行为以及其他重要事项的审计证据，应当由有关单位、人员签名或者盖章；审计人员对证据提供者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审计证据，应当注明拒绝签名或者盖章的原因和日期。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5）被审计单位或者有关人员有异议的审计证据，应当进行核实，对确有错误和偏差的，应当重新取证。（6）审计人员应当对取得的审计证据进行分析、判断和归纳。按照审计事项分类，按照审计证据与审计事项相关程度排序；对审计证据进行比较判断，决定取舍，剔除与审计事项无关、无效、重复、冗余的证据；对审计证据进行汇总和分析，确定审计事项的审计证据是否足以支持审计结论。（7）审计人员经过批准可以对审计证据采取先行登记保存和暂时封存账册资料等取证手段。
二、法律证据的概念、种类、收集方式和质量要求
《刑事诉讼法》规定：证明案件真实情况的一切事实，都是证据。具体证据有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勘验、检查笔录，视听资料等七种，并规定“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其中：（1）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讯问、质证，听取各方证人的证言并且经过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无民事行为能力的人，不能作证人；侦查人员询问证人，可以到证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处进行，但是必须出示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的证明文件。在必要的时候，也可以通知证人到人民检察院或者公安机关提供证言。询问证人应当个别进行。（2）讯问犯罪嫌疑人的时候，侦查人员不得少于二人。讯问笔录应当交犯罪嫌疑人核对，犯罪嫌疑人承认笔录没有错误后，应当签名或者盖章。侦查人员也应当在笔录上签名。《刑事诉讼法》同时规定，侦查人员可以采取询问、传唤、拘传、搜查、扣押、逮捕等强制或非强制措施措施合法收集证据。对于伪造证据、隐匿证据或者毁灭证据的，有权追究其法律责任。
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对上述“证据”进一步做出了具体规定：（1）收集、调取的书证应当是原件。只有在取得原件确有困难时，才可以是副本或者复制件。（2）收集、调取的物证应当是原物。只有在原物不便搬运、不易保存或者依法应当返还被害人时，才可以拍摄足以反映原物外形或者内容的照片、录像。（3）书证的副本、复制件，物证的照片、录像，只有经与原件、原物核实无误或者经鉴定证明真实的，才具有与原件、原物同等的证明力。（4）制作书证的副本、复制件，拍摄物证的照片、录像以及对有关证据录音时，制作人不得少于二人。提供证据的副本、复制件及照片、音像制品应当附有关于制作过程的文字说明及原件、原物存放何处的说明，并由制作人签名或者盖章。（5）向有关单位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提供人署名，并加盖单位印章；向个人收集、调取的书面证据材料，必须由本人确认无误后签名或者盖章。
三、法律证据与审计证据的异同
法律证据和审计证据都为证明所查事实真相而存在，都具有客观性、相关性和合法性的特点，都是各自所属社会活动的核心。在种类上除法律特定种类外，大体也相同。而且新发布的《审计项目质量控制办法（试行）》在审计证据质量控制方面，也基本体现了与法律证据接轨的意图。但由于审计和司法两种不同活动的社会属性以及手段的差别，两者除了在主体、效力等方面的差异外，其可比的一般属性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
（一）法律证据为定罪量刑服务，证据直指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且有强有力的强制措施作保障，因而通常以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明材料作为证据。即便采用账务证据，也要账务证据之间的相互印证，并收集与之有关的其它证据，以便组成一个完整的证据体系。而审计证据多为间接证据，在证明案件事实上，除个别情况外，很少有既单一又直接，能全面地证明案件特定事实的账务证据，绝大多数单一账务证据存在证明不全的情况，很难满足证明犯罪行为的四个构成要件，特别是涉嫌犯罪行为人的主观方面的证据难以取到。如审计法等法律并未对被审计单位的人员以及外单位拒绝审计、调查或提供虚假证明等行为做出给予相应惩处的规定，这就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充分、直接的要求，而向侦查人员做伪证却要受到法律的严惩。
（二）取证标准不同。法律证据一般证明标准高、取证手段严密，如法律证据不仅要满足法律上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而且基本上都需要原物、原件，即便复印件也要与原件相符且来源合法，证人要有证明资格且与当事人无厉害关系等等。而审计证据多为证明“违法违规事实”存在，尽管在这方面也提出了原则性要求，但实际中往往达不到，也没有手段达到和形成一个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锁链。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或者审计证据准则自免其职，如准则规定：拒绝签名或者盖章不影响事实存在的，该审计证据仍然有效，但却于法无据；或者即便审计准则提出了要求，实际也做得很不到位。比如，审计证据多为复印件，审计人员往往只是简单复印签章，未注明“审计证据材料复印件与原件核对一致，证据材料原件的存放地点，审计人员认为必要时，被审计单位有义务提供证据材料原件的承诺。”以及保存上述原件的单位的有关人员，在上述复印件空白处加注"本件根据原件复印，原件已收回"字样，并加盖单位公章，使审计证据难以达到法律证据的要求。
（三）取证方法不同。法律证据不适用“重要性原则”，同时一般也不适宜采取抽样审查，而需实施详细验证，以对某一经济行为或事项的“是”与“非”予以明确界定，或对经济交易的具体数量进行核实，不仅要查实违法行为的性质，还要查明违法金额及社会危害程度，做到确凿和精确，而审计则可以通过重要性判断，采取抽样审计等方法取得审计证据。
由此可见，审计证据尚不具有法律证据所要求的直接的、没有任何疑点的闭合的证据链，有些还不能被司法机关作为有效证据直接采信。但是，审计证据也有其自身固有的特点和优势，特别在当前挪用、贪污、受贿等经济犯罪不减，违规决策造成严重损失浪费、集体私分国有资产等重大经济犯罪时有发生的时候，审计证据对审计机关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发挥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这是因为经济犯罪与其它刑事犯罪在客观表象上不同，主要在于经济犯罪大多没有犯罪现场和公开的、可见的犯罪结果。实践证明，利用职务之便等重大经济犯罪，绝大多数的犯罪行为人是在运用手中掌握的权力或者利用所掌握的经济业务知识和财务知识的前提下进行的犯罪，犯罪行为人大多有一定的文化素养和处世经验，作案前有一定的思想准备，作案后又往往找寻各种借口予以掩盖，因而形成了经济犯罪所特有的隐蔽性和诡秘性。但是，不管他们利用什么借口，采取怎样的手段，其犯罪痕迹仍会留存于记录经济活动的会计凭证、账簿以及其它会计资料中。审计机关正具有这样采集以账务证据为主体的审计证据的优势，易于发现揭露经济犯罪的案件线索。
因而，只要审计机关充分发挥优势，有效履行职能，在切实从严控制审计证据质量等方面下大气力，并逐步在审计手段范围内使审计证据与法律证据衔接，使经济犯罪案件线索移送司法机关后，直接作为有效证据被司法机关所采信，就能不用进行过多的专业性较强的司法会计侦查，从而提高移送处理涉嫌犯罪案件质量，加快办案节奏，避免浪费资源，加大对经济犯罪的惩处力度，以促进惩治腐败，推进廉政建设。

参考资料：
《审计机关审计证据准则》；
《审计机关审计项目质量控制颁发（试行）》；
《刑事诉讼法》有关证据的规定；
《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E-mail:kkp034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