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的通知
1992年12月1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解放军军事法院、军事检察院：
现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印发给你们，望认真贯彻执行。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盗窃案件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如何认定盗窃罪？
盗窃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地窃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
（一）盗窃数额，是指行为人实施盗窃行为已窃取的公私财物数
（二）已经着手实行盗窃行为，只是由于行为人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造成公私财物损失的，是盗窃未遂。盗窃未遂，情节严重的，如明确以巨额现款、国家珍贵文物或者贵重物品等为盗窃目标的，也应定罪并依法处罚。
（三）已满十四岁不满十六岁的人，犯惯窃罪或者盗窃数额巨大的，应当依照刑法第十四条的规定，追究刑事责任，并应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四）盗窃的公私财物，既指有形财物，也包括电力、煤气、天然气、重要技术成果等无形财物。
盗用他人长途电话帐号、码号造成损失，盗窃他人非法所得，数额较大的应当以盗窃罪定罪处罚。
（五）盗窃自己家里的财物或者近亲属的财物，一般可不按犯罪处理；对确有追究刑事责任必要的，在处理时也应同在社会上作案有所区别。
二、如何认定盗窃财物“数额较大”、“数额巨大”、“数额特别巨大”？
（一）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较大”，一般可以300—500元为起点； 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600元为起点。
（二）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巨大”，一般可以3000—50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6000元为起点。
（三）个人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一般可以20000—30000元为起点；少数经济发展较快的地区，可以40000元为起点。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高级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可以根据本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考虑社会治安状况，参照上列数额，确定本地区执行的数额标准，并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备案。
（四）铁路运输过程中发生的盗窃案件，盗窃“数额较大”以400元为起点；“数额巨大”以4000元为起点；“数额特别巨大”以30000元为起点。
三、如何计算被盗物品的数额？
（一）被盗物品的价格，应当区别不同情况，根据被告人作案当时、当地的同类物品的价格，并按照下列核价原则，以人民币分别计算：
1、流通领域的商品，按市场零售价的中等价格计算；属于国家定价的，按国家定价计算；属于国家指导价的，按指导价的最高限价计算。
2、生产领域的产品，成品按前项规定的办法计算；半成品可根据其在生产过程中实际所处的阶段，比照成品价格进行折算。
3、单位和公民的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等物品，原则上按购进价计算，但现行市场价高于原购进价的，按现行市场价的中等价格计算。
4、农副产品，如粮食、猪、羊、家禽、鱼等，一律按农贸市场同类产品的中等价格计算。
大牲畜，如牛、马、驴等，一律按大牲畜交易市场同类同等大牲畜的中等价格计算。
5、进出口物资、物品，按本项 之1、规定的办法计算。
6、金、银、珠宝等制作的工艺品（包括饰品和器皿等），按国有商店零售价计算；国有商店没有出售的，按国家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黄金、白银按国家定价计算。
7、外币，按照被盗当日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外汇卖出价计算。
8、不属于馆藏三级以上的一般文物（包括古玩、古书画等），按照国有文物商店的一般零售价计算，或者按国家文物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
（二）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按下列方法计算：
1、不记名、不挂失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不论能否随即兑现，均按票面数额和案发时应得的利息、奖金或者奖品等一并计算。股票应按照被盗当日证券交易所公布的该种股票成交的平均价格计算。
2、记名的有价支付凭证、 有价证券、有价票证，如果是票面价值已定并能随即兑现的，如活期存折、已到期的定期存折和已填上金额的支票，以及不需证明手续即可提取货物的提货单等，应按票面数额（有利息的应包括案发时应得的利息）或者可提货物的价值计算。如果是票面价值未定，但能随即兑现的（如已盖好印章的空白支票等），则以实际兑现的财物价值计算。
不能随即兑现的记名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或者将能随即兑现的有价支付凭证、有价证券、有价票证销毁或丢弃，而失主可以通过挂失、补领、补办手续等方式避免实际损失的，不按票面数额计算，可作为量刑考虑的情节。
（三）同种类的大宗被盗物品，失主以多种价格购进，能够分清的，应分别计算；难以区分的，可按此类物品的中等价格计算。
（四）被盗物品在被盗后损坏的，仍按物品被盗时的原值计算。
被盗物品已被销赃、挥霍，无法追缴或者已被丢弃、毁灭的，或者几经转手，最初形态被破坏的，一般应当根据被害人、证人的陈述、证言和提供的有效凭证以及犯罪分子本人的供述，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核价原则，确定原被盗物品价值。
（五）对已陈旧、残损或者使用过的被盗物品，应结合作案当时、当地同类物品的价格和被盗时的残旧程度，由有关部门作价。
（六）残次品，按主管部门核定的价格计算；废品，按物资回收利用部门的收购价格计算；假货、劣货，按假、劣货的实际价值计算。
（七）失主以明显低于被盗当时、当地市场零售价购进的物品，应按照本条第（一）项规定的核价原则计算。
（八）盗窃后的销赃数额，作为量刑情节考虑，但销赃数额高于按本解释计算的盗窃数额的，则盗窃数额应按销赃数额计算。
（九）盗窃违禁品，如毒品、淫秽物品等，按盗窃罪处理的，不计数额，根据情节轻重量刑。
（十）被盗物品价格不明或者难以确定的，应委托有关主管部门或者有关专业人员核定。受委托对被盗物品负责核价的单位，核价后应出具鉴定结论，加盖作价部门的印章，并且由作价人或者估价人签名或者盖章。
（十一）对于多次盗窃构成犯罪，依法应当追诉的，应累计其盗窃数额，论罪处罚。对 已经处理过的盗窃行为，即使原处罚偏轻，也不能重新计算其盗窃数额，重复处罚。已满十四岁不满 十六岁的人，盗窃数额较大的，依法不负刑事责任，其盗窃数额不应计入满十六岁以后进行的盗窃行为中去。
四、如何看待盗窃案件的情节？
（一）盗窃数额是构成盗窃罪的重要标准，但不是定罪量刑的唯一标准。除根据盗窃财物数额外，还应当根据犯罪的其他具体情节和犯罪分子的认罪态度、退赃表现等，进行全面分析，正确定罪量刑。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未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也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1、多次扒窃作案的；
2、以破坏性手段盗窃并造成公私财产损失严重的；
3、入户盗窃多次的；
4、教唆未成年人盗窃的；
5、劳改、劳教人员在劳改、劳教期间盗窃的；
6、在缓刑、假释考验期限内或者管制、监外执行期间盗窃的；
7、曾因盗窃被治安处罚三次以上，或者被劳动教养二次以上，解除教养后二年内又进行盗窃的；
8、曾因盗窃被免诉、免刑后二年内，或者因盗窃受过刑罚处罚后三年内又进行盗窃的；
9、盗窃盲、聋、哑等残疾人、孤老或者丧失劳动能力的人的财物的；
10、因盗窃造成严重后果或者具有其他恶劣情节的。
个人盗窃公私财物虽已达到“数额较大”的起点标准，但具有下列情节之一的，可不作为犯罪处理：
1、 初犯、偶犯、已满十六岁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作案情节轻微的；
2、情节轻微并主动坦白或者积极退赔的；
3、自首或者有立功表现的；
4、被胁迫参加盗窃活动，没 有分赃或者获赃甚微的；
5、盗窃未遂，情节轻微的；
6、其他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
（二）在共同盗窃犯罪中，各共犯基于共同的故意，实施了共同的犯罪行为，应对共同盗窃犯罪行为所造成的危害后果负责。
1、对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应按照集团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处罚；
2、对其他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主犯，应按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依法处罚；
3、对共同盗窃犯罪中的从犯，应按照参与共同盗窃的总数额适用刑法。数额较大的，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一条；数额巨大的，适用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具体量刑时，应根据犯罪分子在共同盗窃中的地位、作用和非法所得数额等情节，依照刑法第二十四条第二款的规定，比照主犯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
4、共同盗窃犯罪后，犯罪分子具有自首、立功、未成年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情节的，可以或者应当依法从轻、减轻处罚或者免除处罚；具有坦白或者积极退赃等情节的，也可以酌情从轻处罚。
五、如何认定惯窃罪？
（一）惯窃罪，是指盗窃已成习性，并以盗窃所得为其挥霍或者生活的主要来源的犯罪行为。
惯窃罪犯应同时具有盗窃恶习深、连续作案时间长、犯罪次数多、盗窃数额较大等基本特征。
（二）具体认定惯窃罪，要以前项规定的基本特征为前提，结合考虑行为人是否因盗窃罪被处罚过和其他情节。因盗窃罪被判过有期徒刑，又犯盗窃罪，符合累犯条件的，按累犯从重处罚；对于曾因盗窃罪或者惯窃罪被判过刑，时隔三年以上，偶尔又犯盗窃罪的，不应按惯犯或者累犯处理。
六、如何认定盗窃案件的“情节特别严重”以及如何适用刑罚？
（一）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属于盗窃犯罪“情节特别严重”：1、盗窃财物数额特别巨大；2、盗窃数额接近特别巨大并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3、盗窃数额特别巨大并具有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
“其他特别严重的情节”，一般是指，盗窃集团的首要分子或者共同盗窃犯罪中情节严重的主犯；盗窃银行金库、国家珍贵文物、救灾、救济款物、重要军用物资的；盗窃他人急需的生产资料，严重妨害生产建设或者造成其他严重损失的；盗窃他人生活、医疗急需款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因已挥霍等原因，未能退赃，造成失主重大损失的；破坏性盗窃，后果严重的；引起被害人死亡、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累犯、惯犯或者多次流窜作案危害严重的，等等。
（二）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的，或者盗窃数额接近特别巨大并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法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盗窃公私财物数额特别巨大，同时具有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依法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
七、如何区分盗窃罪与其他犯罪的界限？
（一）盗窃通讯设备价值数额不大，但危害公共安全已构成破坏通讯设备罪的，或者盗窃通讯设备造成严重后果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一十一条的规定定罪处罚。盗窃通讯设备情节特别严重，罪该判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依照刑法第一百五十二条或者《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严惩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的决定》第一条第（一）项的规定，以盗窃罪处罚。
（二）盗掘具有历史、艺术、科学价值的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的，依照《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惩治盗掘古文化遗址古墓葬犯罪的补充规定》处理。盗窃其他墓葬，窃取财物数额较大的，以盗窃罪论处。盗掘其他墓葬情节严重，即使未盗得财物或者窃取了少量财物的，也应以盗窃罪论处。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以犯罪论处。
（三）对偷开汽车的，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变卖或者留用的，应定为盗窃罪；为进行其他犯罪活动，偷开汽车当犯罪工具使用的，可以按其实施的犯罪从重处罚；在偷开汽车中因过失撞死、撞伤他人或者撞坏了车辆，又构成其他罪的，应按交通肇事罪与他罪并罚；为游乐，多次偷开汽车，并将汽车遗弃，严重扰乱工作、生产秩序，造成严重损失的，可以按扰乱社会秩序罪论处；为游乐，偶尔偷开汽车，情节轻微，可以不认为是犯罪，应当责令赔偿损失。
（四）实施盗窃犯罪，造成公私财物严重毁损的，以盗窃罪从重处罚；同时构成其他犯罪的，择一重罪从重处罚；为掩盖盗窃罪行或者出于报 复等动机故意破坏公私财物的，应以盗窃罪和其他罪实行并罚。
八、如何认定窝赃、销赃罪？
窝赃、销赃罪，是指明知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行为。
（一）认定窝赃、销赃罪的“明知”，不能仅凭被告人的口供，应当根据案件的客观事实予以分析。只要证明被告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是犯罪所得的赃物而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的，就可以认定。
（二）窝藏，既包括提供藏匿赃物的场所，也包括为罪犯转移赃物；代为销售，既包括把赃物卖给他人，也包括以低价买进、高价卖出的行为。买赃自用，情节严重的，也应按销赃罪定罪处罚。
（三）与盗窃犯罪分子事前通谋，事后对赃物予以窝藏或者代为销售或者收买的，应以盗窃共犯论处。
九、如何执行本《解释》？
（一）本《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解释》发布前已处理的案件，不再适用本《解释》；尚未处理或者正在处理的案件，一律适用本《解释》。
（二）本《解释》发布前有关办理盗窃案件的司法解释，与本《解释》重复或者抵触的，以本《解释》为准。


反腐败的法律相对论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为我们揭示了一个处在不断运动变化中的物质世界，世界上所有物质的位置、速度、甚至时间都是相对的，会有规律的发生变化。一切事物都是相对的，物质世界是这样，精神世界更是这样。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为我们揭示了精神世界的发展变化，世界存在于普遍存在的矛盾之中，任何事物的外部和内部都在不断的发展变化。人们对客观世界的认识在不断深化，人们的观念和曾经认为的真理也在不断地演变。先进与落后，正义与非正义，罪与非罪都是相对而言的，此一时也，彼一时也，都处在发展变化之中。
法律上的正义也是相对的，什么是正义，什么不是正义，没有绝对的标准。在这个时代认为是正义，在另一个时代可能就不是，在这个角度看是正义，在另一个角度可能就不是，在这个人看来是正义，在另一个人看来可能就不是。在不恰当的时间地点适用了不恰当的标准，不仅起不到维护正义的作用，可能会适得其反，成为制造罪恶的工具。但是在一时一地，会有一个符合客观情况适应当时社会发展程度的标准。
法律是否符合客观实际、能否维护正义，要看它能否促进社会的稳定发展，能否加速社会的稳定发展，能否促进社会正义的持久发展。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去看待以前的人和事，也不能用理想的标准去看待处在不同时代存在不同特点的人和事。在封建社会，评价人的道德标准是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官吏能做到体恤百姓就是好官。如果我们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衡量那时的官员，要求他们做到无私无畏，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做人民的公仆，而不以皇帝为重，那恐怕没有一个是合格的。用这一标准衡量，只好把所有官员都撤掉，甚至还要投进大牢一批，杀掉一批，那会搞得天下大乱。
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社会，人们要适应不同的现实。必须从具体情况出发来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才能正确的评价人和事。在封建社会只能用封建时代的标准来评价人，用现在的标准去评价和要求那时的官员是不切实际的。而用封建时代忠孝节义伦理纲常的标准来看，今天人们所称赞的不畏权势、为工作顾不上照顾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好干部则是不忠不孝大逆不道的罪人。在封建时代，人们只能按照封建时代的标准去做。像屈原那样的人，已经不见容于当时的社会，最终只有投河而死了，焦裕禄、孔繁森到了那里，根本连提干都是不可能的。
怎样确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标准？这就要我们确定标准的时候不能只从理想出发，只在简单的理论中武断的划分对错，而要考虑现实中存在的方方面面的因素。不能从静态的理论中分析得出简单的结论，而要把事物放到动态的所处的环境中去，全面分析与其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这样才能得出客观的结论。在法律领域，分析一项制度、一个人不能只从简单的表面的对错与合法违法来看，而要将其放在具体的环境、时代里，来客观的分析它（他）的作用、善恶、倾向性，看它（他）在纵向是朝着哪个方向发展，看它（他）在横向与同类主体相比处在什么位置。
从中国的现实来说，就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来评价某个人的好坏，评价某一制度的利弊。在经济落后的情况下，要按照共产主义的标准制定各项制度是不可能的，按照共产主义的要求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实行计划经济不仅没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获得物质上的极大丰富，反而使中国的经济严重倒退。这当然不是共产主义不好，而是中国的实际情况还不适合那样搞。
合法与非法，不能仅仅从法律规定上看，还要看法律规定是否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要能够在法和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能够促进社会的健康长久发展。并不是所有能够使社会向前发展的法都是符合客观规律的法，因为社会本身就会向前发展，这是一种自然的趋势，这种趋势是任何人无法阻止的。即使像世界上出现纳粹政权、发生世界大战这样违背历史潮流的时代，也毕竟只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一点小小的波折，社会仍然会继续向前发展。有时候违背历史潮流的制度在促进矛盾激化后反而使社会有了飞跃性的进步，当然不能说这样的制度也是符合客观规律的。符合客观规律的法要与社会发生良性互动使社会能够稳定而持久地向前发展。
中国的法律制度在一些方面设置不尽合理，有些规定与中国的政治经济发展程度不相符合。某些制度的制定虽然考虑了一些现实因素，但有失偏颇。比如废除死刑是大势所趋，许多国家已经彻底废除了死刑制度，中国早晚也要废除这一象征残酷和野蛮的制度。但在中国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都还不发达的情况下，对于一些穷凶极恶之徒，死刑还是能够起到比其他刑罚有效得多的威慑作用，仍然有助于减少恶性犯罪，所以中国现在还不到彻底废除死刑制度的时候。但是减少死刑的适用范围，提高死刑的适用标准，在抢劫、行凶、爆炸等恶性犯罪之外废除死刑的适用却是应该的。对于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类犯罪，还有经济犯罪、职务犯罪继续适用死刑就是严刑峻法的表现了。要预防犯罪，必须从更人性化，更注重保护人权的角度制定措施。仅仅依靠严刑峻法的威慑是不够的，比如经济犯罪和职务犯罪，更重要的是要在制度上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加强预防措施。在制度上给了人犯罪的机会，然后在他犯罪以后处罚他，这样的法律显然不会有助于社会的健康稳定发展。
再如沉默权，理论界虽然已经讨论过很久了，但到现在仍然没有赋予公民这项权利。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已经确立这项权利很久之后的现在，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仍然没有确立这项权利是很不应该的。在权力至上，人民的权利没有保障的封建时代，从方便司法权的行使的角度出发，不给予民众沉默权是自然而然的。但到了人民权利至上的社会主义阶段，仍然从方便司法权行使的角度出发拒绝给予人民沉默权则毫无疑问是不符合中国的政治发展程度的。当然有人会说，这样做有助于维护社会秩序、打击犯罪，是为了维护更多人的权利。这种说法是不值一驳的，封建社会的酷吏们都会这样说。
中国在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存在很多缺陷。在预防职务犯罪方面的制度严重缺乏，没有严格有效的监督和制约机制，而对惩处职务犯罪方面的规定则过于严格，现在的制度把预防职务犯罪的希望放在了严厉的惩罚措施的威慑性上。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干部的腐败问题也日渐严重，已经从经济领域发展到社会的各个方面，人事、司法、教育、医疗、部队、媒体，凡是存在权力的地方就会有腐败，人们已经无法找到哪一个领域还是纯洁的。
在很多时候，人们已经把办事就要送礼看作是很正常的情况。要从手中握有权力的人中间找到一个从没有喝过别人一口水，没有吸过别人一支烟的人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真的有，他周围的人一定会觉得这个人有点不正常。这不能说所有手里有权的人都是坏人，实际上这其中有很多人也很善良，也很有正义感，也有很多人是乐于助人的，并且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也像其他人一样痛恨腐败现象。如果要用绝对严格的标准来衡量，没有人是称职的，但是如果用一个符合实际的标准，我们会看到，干部中间的主流也和所有其他人一样是好的。
这个符合实际的标准就是，分析某个干部善恶的时候，除了要考虑他做了什么，还要考虑到现实的制度的因素，还有人的本性的因素。人是有本性的，每个人都会有追求物质的或非物质方面满足的欲望，这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进步的推动力，也是生物之与死物的天然存在的区别。但是，我们现在的制度却没有考虑人的本性中天然存在的欲望。不用制度正确约束人的欲望，而在道德上要求人们都能够排除欲望的引诱，在法律上对人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予打击，这样起不到预防犯罪的作用。就像要水朝哪个方向流一样，只有用高低的落差辅以堤堰的引导才能做到，不遵从客观规律是达不到目的的。只有承认人的本性中自然存在的欲望，给以适当的约束和引导，才能使人的欲望发挥积极的有益的作用。就像鲧和大禹治水的故事告诉我们的，靠围堵治服不了洪水，用疏导才能让洪水听命于人。鲧的失败不在于他没有付出足够的努力，也不在于他没有足够的决心，而是他没有按照客观规律使用正确的方法。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只有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按照客观规律办事，才能按照我们的意愿改造客观世界。
这一不完善的制度的结果就是，虽然对贪污腐败的打击力度越来越大，枪毙的腐败干部越来越多，级别越来越高，但腐败现象却愈演愈烈。我们的干部真得就有这么坏吗？坏到唯利是图，连死都不怕？当然不是，他们和所有其他人有一样的喜怒哀乐，也有一样的本性，也和所有人一样，绝大多数人的本性中善良是多于邪恶的。如果某个干部在腐败的过程中是相对被动的，他和与他处在同样的环境同样的地位的人相比没有多大的差别，我们就不能说这个干部就有多么坏。如果在我们的社会中处于某种地位的人在我们的眼里大都是罪恶的，那么我们不能说这些人的本性都是罪恶的，只能说他们的罪恶是我们的制度造成的必然结果。“罪恶”在一个社会中只应当适用于极个别成员，如果这个比例超出了“极少数”的范围，那就不是个人的罪恶了。在一个缺乏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下，在人们的本性还有欲望、思想境界还不能达到无私的程度时，某些犯罪几乎可以说是必然的。这只能被称为制度之罪，而不能简单的归为人之罪。加上中国的制度缺乏透明性，没有对所有的实施公务行为的程序都公开，没有对所有掌握重权的人的财产状况公开，没有普遍而有效的审计制度，这使得现在对职务犯罪的查处，简直就是随手一抓，逮谁是谁，结果有些犯小错的被惩处了，犯大错的倒没事，这也使刑罚对预防犯罪的作用被严重地削弱了。再考虑到纪检部门也会存在的腐败问题，可能会不以罪行轻重作为查处的依据，那么现有的对预防和惩处职务犯罪的制度所能起到的积极作用就相当有限了。
对现实有一个清醒理智的认识继而提出符合客观实际的评价干部的标准，这是解决腐败问题的思想基础。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现象，必须要对中国的现实有一个客观清醒的认识，这是解决问题的前提。腐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从实际出发提出解决办法。我们必须认识到，今天的干部队伍，和革命战争时期、建国初期的干部队伍已经有了很大不同，在廉政和干群关系方面都大不如前。但是，这不能说共产党的干部队伍已经彻底腐败变质了，毕竟今天的干部所处的环境和那时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今天的群众不也已经不像当年的群众一样朴实善良了吗？解放初期广大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盲目的崇拜和狂热不再有了，群众已经在政治上变得成熟而理智。不清醒的认识现实，继续固守完美主义标准，会把绝大多数干部归于对立面，这样不利于解决腐败问题，不利于干部队伍朝好的方向发展。靠宣传没有一点瑕疵的正面典型，已经不能起到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的作用了。和现实相距太远的典型，让人觉得没有一丝人间烟火气。人们觉得自己难以做到的也就不去费力学了。不符合实际的宣传还会产生负面作用，人们变得口是心非、表里不一。我们从报上可以看到，有不少干部一边义正词严的在开会时训诫下属讲正气、拒腐蚀，一边在背地里贪污腐化。不切实际的宣传不仅不能起到正面作用，甚至使一些干部连对反腐败的信心都没有了。
解决腐败问题的人的基础在于我们的干部主流还是好的，而且我们的干部群众都有解决腐败问题的愿望，即使是在群众眼里小节有亏的很多干部，也是痛恨腐败的。腐败在中国只是制度不完善导致的后果，完善监督和制约机制，腐败问题可以迎刃而解。要解决腐败问题，我们要认识到，干部队伍中真正彻底堕落不可救药的是极少数，但是存在这样那样一些小问题的是多数。和所有人一样，彻底的完人和彻底的恶人都是极少数，占绝大多数的是并不完美的普通人。在制度存在缺陷的情况下，诱惑对于绝大多数人都是难以拒绝的。在有了完善的监督和制约机制的环境里，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仍然会成为可以信赖的干部。对腐败官员区分主从轻重，对于那些由于制度不完善而犯罪，主观上并不具有严重罪恶的人，可以减轻或者免除刑事责任。这并不是说他们对于自己的违法行为不用承担相应责任，而是把这种行为原来规定的刑事责任转变为民事或行政责任，由他们承担对他们行为所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或者对他们的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分。
中国的政权是无产阶级或者说是人民民主专政，占社会绝大多数的人民是国家的统治者，这是社会主义中国解决腐败问题的制度基础。解决问题，维护人民政权是绝大多数人的共同意愿，所以党和政府解决腐败问题的努力会得到人民强有力的支持。这是社会主义中国和剥削制度国家相比强大的制度优势，任何顺应历史潮流的措施、任何有益于国家和人民的改革都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目标是一致的，中国不会陷入改与不改两处绝境的两难境况之中。有一种说法“反腐败要亡党，不反腐败要亡国”，这是盲目悲观的短视论调。反腐败符合人民的利益，也符合党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的利益和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中国共产党除了人民的利益不存在自己的利益，反腐败毫无疑问是利于人民的，所以也是利于党的，反腐败怎么会亡党？不反腐败既会亡党也会亡国，反腐败则既利于党也利于国！但是，反腐败的方法却是关系重大的，错误的方法确实会招致背离主观愿望的结果。同是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和东欧的剧变应当给我们深刻的教训，社会主义政权一样会垮台，并不是有着广泛阶级基础的社会主义就会无往而不胜。鲧治水的故事也会给我们教训，只有善良的愿望是不够的，方法同样至关重要。反腐败必须要有正确的方法。
反腐败的关键是完善监督和制约的制度，使权力的运行被限制在规定的范围之内，杜绝权力被滥用的可能，而不是用残酷的刑罚威慑腐败分子。中国的封建时代，对腐败官员的刑罚不可谓不残酷，剥皮实草、满门抄斩，即使这样也根除不了腐败，严刑峻法的作用我们就不必再去试验一次了。在制度不完善的情况下实行严刑峻法，甚至会使刑罚成为掌握权力的腐败分子手中打击报复反对者的工具。正确的措施并且也是真正能够发挥法律作用的措施，是要区分所有存在问题的干部中有普通问题的干部和有严重问题的干部，分清干部中的处于主流的只是存在较轻问题的干部和严重背离人们利益成为人民对立面的干部。把法律打击的对象限制在极小的范围之内，使受到法律制裁的那一小部分人真正是罪行最严重的那一部分人。现代民主社会的法制要求，法律要能够维护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利益，打击极少数严重偏离社会主流的危险分子。如果法律打击面过大，法律本身会使社会成员有不安全感，也就无助于维护一个安定的社会秩序。同时，用制度把公务行为公开，使其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使腐败无处遁形，也使握有权力的干部知道自己的所作所为必然会有相应的后果，不会因为他的行为处在暗处而有侥幸心理。
反腐败是一个法律问题，应当用法律手段来解决，而不应该用法律之外的方法或手段来处理。用行政命令来个别处理腐败问题，或者用所谓的“廉政账户”解决腐败问题，虽然考虑到了现实的情况，具有一定的灵活性，但不是规范的方法，这些手段对法律和整个社会的破坏是非常严重的。缺乏规范性的权力本身就会成为腐败的温床。用法律的手段解决法律的问题，会使社会稳定在法律的秩序之中。用法律之外的手段解决法律问题，会使法律丧失威严，社会因此失去稳定的秩序。即使通过这种手段暂时达到了目的，但它带来的副作用会让我们失去更多。
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根据客观实际使用符合现实的方法才能够解决实际问题。我们党在发展历史上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用灵活的态度制定符合实际的政策，解决不同历史时期的问题。比如我们党在革命战争时期和建国初期，联合民族资产阶级、小生产者共同斗争、发展生产。在我们党的发展历史上，遇到挫折往往是在脱离实际的时候，取得胜利和成绩总是在实事求是的时候。即使今天的腐败现象真的已经很严重了，只要我们有正确的态度，用正确的方法，一样可以解决。就像洪水来临，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去疏导，洪水终究会退的。只要我们能够认清腐败问题的根源和现状，完善国家的各项制度，团结广大干部群众，打击严重损害人民利益的腐败分子，腐败问题一定能够解决。长治久安的社会符合干部群众共同的利益，稳定和发展是所有中国人共同的愿望。


王春峰：springlord@yeah.ne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