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省大连市人民政府


大连市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办法


（1999年1月4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大政发〔1999〕2号文件公布；2004年6月23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部分市政府规章的决定》修正；根据2008年3月31日《大连市人民政府关于修改14件市政府规章的决定》第二次修改）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发展和合理利用野生动物资源，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陆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水生野生动物保护实施条例》、《辽宁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办法》，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凡在大连市行政区域内从事野生动物保护、驯养繁殖、经营利用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均应遵守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的珍贵、濒危以及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所称野生动物产品，是指野生动物的任何部分及其衍生物。

第四条 市及县（市）、区林业、渔业行政管理部门分别是本行政区域内陆生、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的行政主管部门，并共同负责两栖类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法律、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可以将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委托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实施。

工商、城建、环保、价格、食品药品监管、商业、外贸、交通、邮政、海关、公安等部门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应按照各自职责，做好野生动物的保护、管理工作。

第五条 本市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以国务院和辽宁省政府公布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为准；有益的或者有重要经济、科学研究价值的野生动物（以下简称有价值的野生动物），以辽宁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名录为准。

第二章　保护

第六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辽宁省政府制定的野生动物资源普查方案，每10年进行一次野生动物普查，并建立资源档案，为制定全市野生动物资源保护发展规划提供依据。

第七条 自然保护区、森林公园、风景名胜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等野生动物集中的栖息地、繁殖地为禁猎区。

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应根据野生动物资源情况和繁殖期，规定禁猎期。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禁猎区、禁猎期内猎捕野生动物，不得在禁猎区内毁巢、取卵以及实施其他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的行为。

第八条 在自然保护区、各种防护林区、特用林地（带）内，开发利用自然资源或者修建工程设施的，应经市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同意。由于环境影响对野生动物造成危害的，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环保部门调查处理。

第九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伤病、饥饿、迷途、被困的野生动物，应尽可能地采取措施予以救护，并及时报告当地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

野生动物资源较丰富的区域，当地政府可以建立野生动物救护中心，承担伤病、饥饿、迷途和被困以及被没收的野生动物的接收、救护、饲养、放生等工作。

第十条 有关单位和个人对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可能造成的危害，只许采取驱赶防范措施，不准伤害、捕杀。

　　因保护野生动物造成农作物或其他经济损失，经调查属实确需补偿的，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意见，报同级人民政府批准，给予适当补偿。

第十一条 外地进入本市的非国家和辽宁省重点保护、但属于外地省级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辽宁省有价值的野生动物进行保护和管理。

第十二条 市及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要组织社会各方面力量以及报社、电视台、广播电台等新闻单位，广泛开展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教育，提高公民保护野生动物意识，以维护和改善野生动物生存环境，保护和发展野生动物资源。

每年12月为全市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月，4月22日至4月28日为全市爱鸟周。

第三章　驯养繁殖和猎捕

第十三条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按下列规定申请办理《驯养繁殖许可证》：

（一）属于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

（二）属于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由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三）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核发证，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十四条 需要变更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种类，或者需要终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均应在变更或终止前30日内向原批准机关办理变更、终止手续。

经批准终止和因违反规定而被停止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其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按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五条 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必须加强对其驯养繁殖野生动物的管理，防止出逃或者因患病形成疫情。因管理不善造成人员伤亡和其他经济损失的，由驯养繁殖的单位或个人负责赔偿。

第十六条 驯养繁殖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单位和个人，应凭《驯养繁殖许可证》向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指定的收购单位出售所驯养繁殖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

第十七条 因科学考察、驯养繁殖、医药生产、宣传展览等，确需猎捕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的，应按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特许猎捕证。

第十八条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必须持有市级以上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狩猎证，并按照狩猎证规定的种类、数量、地点、期限、工具、方法进行猎捕。

猎捕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实行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管理。猎捕动物种类和年度猎捕量限额由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提出，报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十九条 在适合狩猎的区域建立固定狩猎场所（含狩猎俱乐部）的，须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狩猎场所使用枪支须经市公安部门批准。

第四章　经营利用

第二十条禁止出售、收购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因科学研究、驯养繁殖、展览等特殊情况，需要出售、收购、利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其授权的单位批准。

出售、收购、利用有价值的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经所在县（市）、区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工商行政管理部门登记注册。

第二十一条 宾馆、饭店、酒楼、餐厅、招待所和个体饮食摊档等，不得擅自宰杀国家和省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不得用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名称作菜谱招徕顾客。

第二十二条 在我市经营利用外地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或从外地运输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到我市，必须持当地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或准运证，到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登记备案。经营利用进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进出口野生动物或其产品的，须有国家濒危物种进出口办公室核发的允许进出口证明，海关凭允许进出口证明书查验放行。

第二十三条 运输、携带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或其产品出市的，凭特许猎捕证或驯养繁殖许可证或省级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开具的产地证明，经市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报省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第二十四条 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加强对进入集贸市场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管理；公安、交通、邮政等部门和铁路、民航等单位，对非法运输、携带、邮寄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予扣留，并及时移交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处理；海关对非法进出境的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应依法扣押处理。

第二十五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伪造、倒卖、转让驯养繁殖许可证、特许猎捕证、狩猎证、准运证等有关证件。

第二十六条 经营利用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的单位和个人，应依照国家和省的有关规定，向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缴纳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

野生动物资源保护管理费应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截留或挪用。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二十七条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单位和个人，由县（市）、区以上人民政府或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给予奖励：

（一）在野生动物资源调查、保护、管理、宣传教育、科学研究、开发利用方面有突出贡献的；

（二）拯救、保护和驯养繁殖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取得显著成效的；

（三）发现违反野生动物保护法律、法规行为，及时制止或者检举有功的；

（四）在查处破坏野生动物资源案件中有重要贡献的；

（五）在野生动物科学研究中取得重大成果，或者在应用推广科研成果中取得显著效益的；

（六）在基层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管理工作20年以上并取得显著成绩的；

（七）在野生动物保护管理中有其他特殊贡献的。

第二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或由其委托野生动物保护管理机构按下列规定予以处罚：

（一）非法捕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按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处罚。

（二）在禁猎区、禁猎期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5至8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2000元以下罚款。

（三）未取得狩猎证或者未按照狩猎证规定猎捕非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没收猎获物，收缴狩猎证，没收猎捕工具，并处猎获物指导价格2至5倍罚款；没有猎获物的，处1000元以下罚款。

（四）破坏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责令停止破坏行为，限期恢复，并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3倍以下的标准处罚；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生息繁衍场所的，按相当于恢复原状所需费用2倍以下的标准处罚。

（五）未取得驯养繁殖许可证，或者超越驯养繁殖许可证规定范围驯养繁殖或出售野生动物的，没收违法所得和野生动物，收缴驯养繁殖许可证，并可对属于国家和省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处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罚款；属于有价值的野生动物，处5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

（六）伪造、倒卖、转让特许猎捕证、狩猎证、驯养繁殖许可证、野生动物及其产品准运证的，收缴证件（书），没收违法所得，并处1万元以上5万元以下罚款。

第二十九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出售、收购、利用、运输、携带野生动物或者其产品的，由野生动物行政主管部门、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按照分管权限，没收实物和违法所得，可并处相当于实物价值10倍以下罚款。

第三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构成治安管理处罚的，由公安机关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规定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一条 实施行政处罚，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规定执行。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当事人逾期不申请复议、不起诉又不履行处罚决定的，作出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可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第三十二条 野生动物管理人员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的，由其所在单位或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中国现行死刑政策的评价及其反思

钊作俊

（郑州大学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52）

摘要：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对死刑的适用起着至关重要的导向作用。本文以死刑立法的演变为主线，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立法和司法、国内和国际等几个方面对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进行了较为详细和系统的阐述和评说。期望此文能对我国死刑政策的正确、科学定位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关键词：死刑；政策；评价；反思

死刑政策是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灵魂”和“统帅”，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均受制于死刑政策。[1]新中国建立以后，在毛泽东的“少杀、慎杀”思想指导下，我们确立了“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79刑法即是其具体体现：死刑只能适用于“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犯罪时不满18岁的人和审判时怀孕的妇女，不适用死刑”，死刑核准权由最高人民法院行使；同时，分则条文共用15个条文设置了28种死罪，分别占分则条文和罪名总数的14.6%和23.0%；并且，没有绝对死刑的规定。
但是，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恶化和严重经济犯罪、严重刑事犯罪上升的态势，立法机关从1982年开始即着手补充增设死刑罪名，截至1996年底，共增设死罪49种，从而使死刑罪名高达77种，死刑罪名所占的比例得以较大幅度地提高。现行刑法在“不增不减、大体保持平衡”的立法思想指导下，[2]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罪，与79刑法及补充刑事立法中的死刑罪名相比，还是有所减少的。
对于上述死刑立法的发展变化，我国有学者指出，79刑法颁行以后，我们一贯坚持的“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3]甚至有人认为，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已由“限制死刑”向“对严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适用死刑”转变。[4]更有学者认为，我们所称的“坚持少杀”的死刑政策，在现行立法和司法上均已无有效保障，刑法和刑事诉讼法为贯彻“少杀”政策而确立的限制性制度，几乎被全部修改。我国79年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是“崇尚死刑、扩大死刑”的指导思想，因而，现阶段的死刑政策似表述为“强化死刑”比较符合实际。[5]对此，我们认为，“保留但严格限制死刑的适用”是我们一贯奉行的死刑政策。但可惜的是，这一政策在80年代以后没有得到很好的执行，甚至出现了重刑化和崇尚死刑的倾向。十多年来，死刑万能、重刑主义的思想认识逐渐占据了主导地位，少杀、慎杀提的少了，限制死刑讲的也不多了，加之立法上一再修改原有罪名的法定刑，提高新设置罪名的法定刑，导致死刑罪名和死刑条款成倍地增加；在司法实际中，有些地方的个别司法人员乃至个别领导干部甚至提出“可杀可不杀的杀掉，可抓可不抓的抓起来”。“严打”中个别地方甚至规定将杀人捕人的定额，作为考察地方政法机关工作业绩的重要指标，导致实际上判处死刑人数以惊人的速度增长。[6]同时，补充刑事立法对死刑的适用已不仅注重于“严重刑事犯罪分子”，还注重于贪污、受贿、贩毒等“严重经济犯罪分子”和“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犯罪分子”。无怪乎有外国学者在谈论我国的死刑政策时指出，中国现行法律中的的死刑立法（指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引者注）与其说是向着限制的方向发展，不如说是向着扩大的方向发展。[7]
那么，现行刑法体现了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呢？首先看一看总则的规定：其一，将“罪大恶极”修改为“罪行极其严重”，更加严格和规范了死刑的适用标准，进一步限制了死刑的适用。[8]其二，删除了79刑法对未成年人可以判处死缓的规定，从死刑的适用对象上限制了死刑；其三，“死刑除由最高人民法院判决的以外，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的规定至少从立法设置上改变了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由高级人民法院行使核准权的实际，这又从核准程序上限制了死刑。[9]
再看分则的规定：其一，从死刑罪名的设置看，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罪名，分别占分则条文和死刑罪名的13.4%和16.5%，较之79刑法分别下降了1.2%和6.5%，比其后的补充刑事立法下降的幅度更大。其二，从死刑的规定方式看，79刑法没有绝对死刑条文，共有4种死刑方式：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处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判处死刑；处死刑、无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刑。补充刑事立法增设3种规定方式：处15年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处死刑。其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放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唯一死刑即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就涉及28个条文、46种死罪，占整个刑法体系中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比例分别为58.3%和59.7%；而死刑与有期徒刑搭配者仅涉及20个条文31种死罪，占整个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41.7%和40.3%。现行刑法删除了“可以在刑法规定的最高刑以上处刑，直至判处死刑”的规定。在所保留的6种方式中，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以及规定可以判处死刑和必须判处死刑的涉及18个条文33种死罪，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5%，较之修订前的死刑立法分别下降了20.0%和11.2%。而且，绝对死刑也减少了1个条文2种罪名。应当说，限制死刑的政策精神死刑规定方式的调整上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体现。但是，现行刑法仍然有6个条文7种死罪规定有绝对死刑，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12.8%和10.3%；而死刑与无期徒刑搭配、将死刑排在前面使之作为首选刑种和规定可以判处死刑的条文数共有12条，涉及罪名26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总数的25.5%和38.3%。上述几项合计，以死刑为主、规定唯一死刑包括绝对死刑的条文和罪名分别占死刑条文和死刑罪名的38.3%和48.6%。这样的死刑立法即使说是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也只能说是不完全的、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的体现，更谈不上严格限制死刑了。[10]
其三，从各罪适用死刑的标准看，对死刑的适用也作了一些限制。如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标准，由“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修改为“盗窃金融机构、数额特别巨大”和“盗窃珍贵文物、情节严重”，显然限制了盗窃罪的死刑适用。有关条文又将抢劫罪、强奸罪等罪名适用死刑的标准予以列举式明确规定，也起到了限制死刑的作用。但我们注意到，外国刑法及司法实践中的死刑条件非常严格，如日本最高法院于1983年7月8日在对一个死刑案件的判决中判示：在适用死刑的时候，必须对犯罪的性质、动机、情节，尤其是杀害手段和方法的执拗性、残忍性、后果的严重性，特别是被害人的数目、被害者家属的感情、社会的影响、犯人的年龄、有无前科、犯罪后的表现等情况作全面考虑。如果其罪责确实重大，不论从罪刑均衡的角度还是从一般预防的角度来说，都认为不得不判处死刑的场合，才允许选择死刑。[11]与此相比，我们的死刑条件显然并未与死刑作为极刑之理念相适应。对此应当引起我们的反思，同时也促使我们从更高的理性角度来思考目前的死刑政策。
那么，怎样才能确立一个符合当今实际、科学而又合理的死刑政策呢？我们认为，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从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从国际国内的比较中予以论证。
（一）在刑法理论上，死刑作为刑罚的一种，其目的应当与刑罚的目的一致，只不过死刑的目的强调的是要遏制严重暴力犯罪。十多年来，我们出台了不少死刑立法，设置了不少死刑罪名，也确实杀了不少人。[12]如果死刑立法的扩张和死刑司法的强化减少乃至遏制住了严重暴力犯罪，降低了犯罪率，使社会治安得到了一定乃至根本好转，那么，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就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刑罚目的的实现，同时也说明我国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合适、科学的；反之，则说明现行的死刑政策是失败、无效的，必须予以调整。而现实情况是，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两个“严惩决定”为契机，我们从1983年开始的“严打”斗争，除在第二年收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使犯罪率有所下降外，以后各年的犯罪率尤其是重大恶性暴力犯罪逐年上升。这从一个方面说明，降低犯罪率是一个综合的系统工程，重刑包括死刑并未遏制住连年高涨的犯罪率，社会治安形势并未得到根本好转，“强化死刑、扩大死刑”的思想必须加以改变，现行刑法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也应予以调整。
（二）从历史和现实的考察上，我国的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死刑都很多，唯有初唐之时刑罚相对轻缓，但唐初社会发展、国力强大，盛唐之时，每年的死刑执行人数也不过数十人。与之相比，其它诸朝历代虽然死刑执行较多，但社会治安均难以与唐朝相比，犯罪现象远较唐朝时为严重。而我们在建国以后直至七十年代末的几十年间，法制很不健全，甚至没有一部完备的刑法典。然而，除去“十年浩劫”以外，我国的死刑适用并不多，犯罪率一直很低，社会治安也一直很好。而到八十年代初，我们有了刑法和刑事诉讼法，法律体系相对完备，社会治安反而恶化，犯罪率尤其是严重暴力犯罪率反而上升。尤其是83年“严打”以后，立法上增加了死刑罪名，司法上扩展了死刑适用，但社会治安形势依然严峻。这说明，强化死刑、扩张死刑的司法效果并不尽人意。虽然97刑法对死刑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但限制的程度仍然不够，死刑的绝对数量仍然较多，限制死刑的政策也未得到充分的强调和切实的执行。
（三）从死刑立法现状看，我国的死刑罪数和死刑覆盖范围在世界上名列前茅：（1）死罪数量多。现行刑法共用47个条文设置了68种死刑犯罪；（2）死罪的范围广。死刑罪名覆盖了除渎职罪一章外的其余九章之中，仅就数量而言，其覆盖面达90%；（3）死刑的增长快而减少慢。79刑法只用15个条文规定了28种死罪，补充刑事立法在十几年的时间中新增死罪49种，增长了2倍还强。刑法修订之前，平均每年增加2个死刑条款和3种死刑罪名，现行刑法也只是比修订前的刑事立法减少了几个死罪。与此相适应，司法实践中被判处和执行死刑的人数日益增多。据介绍，1998年在全世界已知的37个国家中共有1625人被执行死刑，其中在中国大陆被执行的就有1067人，约占66％，达一半还多。[13]这种现状恐怕急待改变。
（四）就国际趋势而言，扩大死刑、强化死刑毕竟系少数国家在少数历史时期所为，限制乃至废止死刑已为绝大多数国家所认可和采纳并日渐扩大。据统计，截止到2001年6月1日，对所有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已达到75个，对普通犯罪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有14个，事实上废止死刑的国家和地区至少有20个，这样，在法律上或者事实上废除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为达109个，而保留死刑的国家和地区仅有86个。[14]同时，一些国际组织也在极力谋求废止死刑至少将死刑予以严格限制，联合国于1989年12月15日通过的《旨在废除死刑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盟约〉第二选择议定书》即《死刑废止公约》业已生效，且措词严厉。该议定书明确规定：“废除死刑有助于提高人的尊严和促进人权的持续发展。”其第二条第一项规定：本议定书不接受任何保留，唯在批准或加入时可提出这样一项保留：即规定在战时可对在战时犯下最严重军事性罪行被判罪的人适用死刑。[15]一些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常常用死刑问题来对死刑执行较多的国家横加指责，甚至不惜干涉别国内政。而执行死刑较多的国家对此似乎并未理直气壮地予以回击，我国似乎也对此并未曾进行过据理力争，从而使我国在所谓的人权问题上有时处于被动局面。况且，在国际刑事司法领域，死刑不引渡已成为一项国际惯例，[16]并在实践中导致一些按照我国刑法应当被判处死刑的犯罪分子不能被引渡回国接受制裁。因此，减少并限制死刑，已成为我国与国际接轨、顺应国际潮流的必然选择。
基于上述，我们认为，对我国的死刑政策，必须予以深刻反省，从感性冲动回到理性思维中来，由79刑法以后的补充刑事立法所奉行的注重死刑、扩张死刑、强化死刑和现行刑法所体现出来的不完全、不充分的限制死刑政策回到我们应当一贯奉行的完全的、彻底的、充分的“严格限制死刑”的刑事政策上来。实际上，对我国应当采取什么样的死刑政策，小平同志在八十年代就曾尖锐地指出：“对经济犯罪特别严重的，使国家损失几百万、上千万的国家工作人员，为什么不可以按刑法规定判处死刑？一九五二年杀了两个人，一个刘青山，一个张子善，起了很大作用。现在只杀两个起不了那么大作用了，要多杀几，这才能真正表现我们的决心。”[17]这似乎是要多适用死刑、重用死刑，但他同时又一再告诫人们尤其是我们的政法工作人员：“杀人要慎重。”[18]可见，小平同志尽管主张对严重经济犯罪注重适用死刑，但这也只是从局部、从个别而言注重适用死刑，而且，这一“注重”也只是相对于我们在五十年代的执行死刑人数而言的。他所说的“多杀”，也只是相对于五十年代杀了刘青山、张子善这么两个人的历史事实而言的，并不意味着要大量增加死刑的适用。而且，他在指出对某些严重犯罪判处死刑时，一再强调要“依法”判处，也就是说，死刑的适用必须符合刑法总则与分则以及特别刑法规定的死刑适用条件的犯罪，才能适用死刑，而不能把并非罪大恶极的犯罪分子拔高适用死刑。[19]应当说，从总体上讲，小平同志还是坚持主张“少杀、慎杀”政策的，受小平同志“杀人要慎重”这一思想所指导，我们当然要坚持一贯奉行的“严格限制死刑”的死刑政策。而且，小平同志还指出：“我们对刑事犯罪活动的打击是必要的，今后还要继续打下去，但是只靠打击并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翻两番、把经济搞上去才是真正治本的途径。”[20]重温小平同志的教导，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预防犯罪包括严重犯罪，最根本的还是要发展经济，坚持“综合治理”的方针，而不是一味地强调重刑、增加死刑。
(作者简介：钊作俊（1966年—），男，河南商水县人，郑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国刑法的理论与实践。
参考文献
[1] 钊作俊,现代死刑问题研究述评[J].中国刑事法杂志,1999,(1).
[2] 当时主持刑法修订工作的王汉斌同志于1997年3月6日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订草案）〉的说明》中指出，有的同志认为，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多，主张减少，这是值得重视的。但是，考虑到目前社会治安的形势严峻，经济犯罪的情况严重，还不具备减少死刑的条件。这次修订，对现行法律规定的死刑，原则上不减少也不增加。
[3]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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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马克昌,刑罚通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113.
[7] Roger Hood,世界の死刑[M].?本义男译.日本国成文堂,1990.20.
[8] 赵秉志,刑法改革与人权保障[J].法制日报,1998,9,5.(7).但也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罪行极其严重”其实就是“罪大恶极”，只不过强调死刑适用对象罪行的极其严重性，既然“罪大恶极”一词已经深入人心，成为俗语，这一改动并不妥当。况且，死刑的控制也不是改变一个法律词汇所能解决的问题，详请参见陈兴良,刑法疏议[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7.140.
[9] 按说，刑法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订，而《人民法院组织法》由全国人大常委会修订；刑法修订在后，法院组织法修订在前，不论从制定的机关还是从制定的时间，本着新法优于旧法的原则，死刑核准权理应由最高人民法院统一行使。然而，现在的实际仍然是各高级人民法院行使着绝大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权。
[10] 钊作俊,死刑限制论[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91.
[11] 岩井宜子,死刑の适用基准[J].日本:刑法杂志,35(1).94—95.
[12] 如某一省会城市在1999年冬季严打中，仅在1月13、14、15三日内即在全市范围内执行死刑31人。而我国有30多个省会城市和500多座省辖市，如果照这一数字推算的话，仅仅一年的元旦前后，我国要杀多少人？显然，这一数字是相当庞大的。
[13] 而同期美国仅执行死刑68人，日本为6人，see Amnesty International,1999.
[14] see The Death Penalty: An International Perspective,the Death Penalty Information Center,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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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policy is the soul of 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 on capital punishment,and plays the guiding role in restric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Bas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legislation of capital punishment,this article is on the evaluation and rethought of our policy of capital punishment,through the history and reality,the theory and practice,the legislation and judicature,the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Key Words: capital punishment;policy; evaluation;rethought